《诗经·卫风·氓》所反映的春秋时期商业经济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丁  羽中

《诗经·卫风·氓》是两千多年前卫国（今河南淇县一带）的一首民歌，所反映的应该是春秋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它就象一面巨大的多棱镜，从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形象而深刻地折射出春秋中后期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社会现象。

一、春秋时期商人地位的变化

“氓”是这首诗中所描写的两个主人公之一。魏源《古诗源》认为“氓”字从“亡”从“民”，谓流亡之民也。另外，这个字古时也写作“  ”，又可释成“亡田之民”，即丧失了土地的人。如《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为“  隶之人”。根据这两面三刀种训诂，诗中男主人公是一个失去土地，流落在外的人。从诗中“总角从宴，言笑晏晏”的句子来看，他和女主人公本来是同乡，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后来流落顿丘，成为一个小商贩。他从农村低价收购蚕丝，拿到顿丘高价卖出。

很多的鉴赏文章中，“氓”被描写为一个爱情骗子，婚前伪装敦厚善良，骗取了姑娘的芳心。此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氓”求婚时的感情是真诚的，姑娘也并非受骗。为何？其一，从诗中的描写来看，两人自幼相识，尽管“氓”流落他乡，但他还是可以利用回乡作生意的机会，与姑娘常常见面，姑娘对他应该是很了解的。否则，两个相知不深的人，见就商量婚事，就未免荒唐了。“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姑娘对此心照不宣。这当然不存在欺骗的问题。其二，以求婚时两人的社会地位和处境来看，“氓”仅仅是一个本小利薄的游乡商贩，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历来有重农贱商的传统观念。春秋时期，“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制度不是比较森严的，商人处于最低的等级。由此观之，“氓”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商贩，其社会地位要比从事农桑的女主人公低一些。姑娘的父母兄弟自是很难允准这门婚事的。姑娘正是基于坚贞的爱情，冲破了各种阻挠，方才和心上人结成姻缘。

那么，是什么使敦厚温良的“氓”感情发生了变化而抛弃了深爱他的妻子呢？——社会地位的变化，具体说是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改变使“氓”背弃了爱情。何以知之？本诗中，女主人公对他的称呼是前后不一样的。始称“氓”，又呼为“子”，或直呼其名“复关”（以居住地代之为名）；而遭遗弃之时，却改称其为“士”。这个称呼的变化是非常要紧的。中国古代诗歌大多高度凝练、含蓄，此一称呼的变化中即暗藏了一个爱情悲剧发生的主要因素。

“士”在当时有两个含义：一是贵族的一个等级，位在诸侯、卿之下；二是官名，职位仅次于大夫，分上士、中士、下士三个等级。这两个含义不管属于哪一种，女主人公如此称呼，都说明“氓”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诗中虽未交待他如何由商人而士，但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亦不难得出结论。春秋中后期，周初的“工商食官”制度渐次解体，商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图利甚多，社会政治地位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而逐渐上升。象卫国的子贡、越国的范蠡等，皆富可敌国，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如子贡在鲁、卫都做过大官。“氓”由于得到妻子不薄的嫁资（“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加之经营有道，买卖越做越大，逐渐成了一个富商。有了钱，买个官职或贵族头衔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顺理成章而又轻而易举的事了（各种形式的“卖官鬻爵”在中国自古至今都是屡见不鲜之事）。于是，“氓”得以挤入“士”的阶层。富贵易妻，古来多多，即在今日不大有人在么？一旦富贵，即以感情、性格不合等等理由一脚踢开“糟糠”黄脸婆，另娶高门淑女或美女去了。“氓”也如此，为了寻找“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就必须结束旧的婚姻关系，另找门当户对之女。这就是“氓”毁掉过去的“旦旦信誓”，而“二三其德”，最终弃妇的根源所在。而作为一出爱情悲剧的典型意义也就于此全部鲜活地凸现出来。

不深究诗的文学表现手法和意义，从历史的角度看，《氓》诗从一个侧面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春秋中后期商人社会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政治地位的变化。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既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它又是推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个动力。

二、春秋时期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但由于贝作为货币有很大的弊病，因而最终为金属铸币所取代。1953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文物说明，商代后期就使用了铜贝。其后，又出现了各种仿照农具形状铸造的金属货币，这种金属铸币一般通称为“布”，如“刀布”、“平足布”、“空首布”等，其形制渐趋小而薄，使用非常方便。这种货币很快在城镇以及广大乡村流通，成为当时主要的商品交易工具。“氓”就是带着这种金属铸币到农村中去收购蚕丝的，所谓“抱布贸丝”。

有些文学鉴赏类文章认为，“抱布贸丝”中的“布”是织品，而把这句话诠解为“抱着布匹到农村中去换蚕丝”。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不通。何者？除去如上所论，布实为金属铸币外，可资佐证的还有：郑玄《十三经注疏》中解释“抱布贸丝”一句时就明确地说：“古者谓钱为泉布”。颜师古亦云：“布，亦钱耳。”另外，这种解释还不符合“贸”字的特定含义。“贸”字从贝，即用货币进行交易。诗中用“贸”不用“易”，非为音韵故，而正说明了“氓”所交易的形态，他所持者是“钱币”而非“货物”。其次，它不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物易物”是中国历史早期的产品交换形式，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产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早已被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新的交换形式所淘汰。

货币作为一种流通的工具和手段，是商业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了新的阶段。《诗经·卫风·氓》不仅反映了“以物易物”这种旧的交换形态的衰亡，而且对春秋时期金属货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广泛流通的情况也作了形象而具体的描述。

三、春秋时期交通运输的发达

交通是商业经济的命脉。

早在周代，统治者就开始注意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来改善交通状况了。《诗经·小雅·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除此之外，周代对水路运输也比较重视，不仅疏通了一些河流，开凿了黄沟、鸿沟等著名的运河，而且还注意发展造船业和对桥梁的修建。如《诗经·大雅·大明》有“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国语·周语》也有“九月除道，十月为梁”等记载。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努力，到春秋中后期，各国间的水陆交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商业经济较之周初有了更大发展。各地商贾往来，不绝于途，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诗经·卫风·氓》产生于卫国，卫国地处中原交通的要冲，陆路四通八达，水路亦很畅通。《氓》诗在描写女主人公与氓恋爱的情节中，有“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之句，顿丘在今河南浚县西，与淇水相距数百余里，然而两人却能畅行无阻。而且，氓贩运大量蚕丝，往来其间。这如果没有方便的道路和桥梁显然是不可能的。姑娘结婚时，乘车而嫁；被遗弃后，乘车而归，数百里之遥，车子均可通而达之，即使在横渡淇水时遇到河水暴涨（“淇水汤汤”），水淹桥面，她所乘的车子仍能安然通过，只不过打湿一点儿车上的帷布而已（“渐车帷裳”）。可见道路多么平坦，桥梁是怎样坚固啊！

值得我们注目的是，诗中还多次提出到了“车”。“车”在当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它具有多种用途。战时，它可用于作战。如周宣王出征时，“其车三千”，“如霆如雷”（《小雅·采芑》）；和平时期，它亦可以用于日常生活。在商业贸易活动中，车子同样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氓》诗中，尽管并没有直接描写车子的商业用途，但我们不难想象，人微言轻小商人的“氓”在城市与乡村各地之间长途贩运蚕丝，往来数百里之遥，显然不会用人力去搬运。他既然可以用车接来新娘，装运嫁妆（“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又用车子送走被子休弃的妻子，当然也可以用车子装运货物，这自是毋庸置疑的事。

便利的交通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从《氓》诗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春秋中后期，水陆交通都是非常发达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商业经济的兴盛与繁荣。

总之，以上笔者所论述的三个方面情况可以说明，《诗经·卫风·氓》尽管并不是一首专门描述商业贸易活动的诗，但它确实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生动地反映了春秋中后期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社会现实。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数千年前我国商业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商业经济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深刻的影响，无疑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卫风·氓》不仅是一篇文学史上的杰作，同时，也是一篇非常难得的优秀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