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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蜀川设置于东汉，用于王勃以前
蜀川一名，起初是一个县名，始设置于汉朝。据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四《眉州》载:“蜀川县在川中心，《舆地志》云:‘后汉安帝（刘祜，公元107—125年在位）置。易州广汉、嘉州，是为三蜀。嘉州见在川中，故名蜀川。'” ④ 按乐史所载，似“蜀川”一名其地理范围就是指宋朝时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市）之地。蜀本为独立王国，秦灭蜀，改置为蜀郡，郡治即在嘉州，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一《剑南道上·成都府》:“秦惠王元年，蜀人来朝。八年，因五丁伐蜀，灭之，封公子通为蜀侯，于成都置蜀郡，以张若为守，因蜀山以为郡名也。始皇三十六郡，蜀郡不改。其理（胡案:郡理即郡治，唐人避高宗李治讳改治为理）本在青衣江，今嘉州龙游县界。汉高帝王蜀，分蜀置广汉郡。” ⑤ 综合李吉甫与乐史的记载来看，所谓“蜀川”就是指蜀郡，后来分置为蜀郡、嘉州和广汉三郡，合称“三蜀”，可指蜀中。犹如古代习惯上以吴兴（治今浙江湖州）、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和常州合称“三吴”，以泛指“吴中”。“三蜀”的治所本在嘉州，后移到成都。青衣江、嘉州龙游县界即在嘉州，因嘉州位于川中心，故称这一属于现代地理学上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带为“蜀川”。则“蜀川”的核心乃是“三蜀”。
这个地名，王勃不仅用之于《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中，还在《思春赋 并序 》中用及。据其序云:“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游岁序，殷忧明时，坎圣代。九陇县令河东柳太易，英达君子也，仆从游焉。高谈胸怀，颇泄愤懑。……屈平有言，目极千里伤春心，因作《春思赋》。庶几乎以极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尔。”其赋中写道:“若夫年临九域，韶光四极。解宇宙之严气，起亭皋之春色。况风景兮同序，复江山之异国。感大运之虚盈，见长河之纡直。蜀川风候隔秦川，今年节物异常年。” ⑥ 又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五《舆地考》:“至东魏将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乱相寻，有名无实。及景平后，江北之地，悉陷高齐;汉川、蜀川，没于西魏。” ⑦ 汉川指“蜀川”与“秦川”之间的汉中，故蜀川指蜀中的成都平原是顺理成章的。
另一方面，唐朝文人提到蜀川地名的诗文，也可作为当时蜀川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情况的旁证。如与王勃生活时代基本相同的蜀人陈子昂（公元661—702年）《上蜀川安危事三首》:“臣伏见四月三十日敕废同昌军，蜀川百姓，每见免五十万丁运粮，实大苏息。然松、茂等州诸羌首领二十年来利得此军财帛粮饷，以富己润屋。今一旦停废，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诈作警问，以恐动茂、翼等州，复使国家征兵镇守。若松茂等州无好都督，则此诈必行，旦夕警问必有发者。一发已后，警动蜀州。朝廷不知，征兵赴救。兵至贼散，靡弊更甚。”“蜀中运粮既停，百姓更无重役。”“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胡案:人本作民，因避唐太宗讳改）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 ⑧ 其所述“松茂”等州正在“蜀州”西北面，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为当时西北诸羌进攻蜀川的必经之地。又所谓“警动 蜀州”而致朝廷徵兵赴救者，因蜀州正当松茂等州与蜀川心脏成都的中间，一旦有失，必然危及全蜀。陈氏又有《上蜀川军事》一文，内有:“臣伏见剑南诸州缘通轨军屯在松潘等州，千里运粮，百姓困弊。臣不自恤，窃为国家惜之。” ⑨ 此文《四库全书》题作《上蜀中军事》。综上所述，陈子昂文中“蜀川”所指范围指剑南诸州，即唐朝剑南道所辖西川节度使管辖范围，与其文中“蜀中”之概念大致相当。
以上诗文所及蜀川，均指“三蜀”。正史中也可提供例证，如《旧唐书·地理志》维州下:“（维州）垂拱三年又为正州，天宝元年改为维川郡，乾元元年复为维州。上元元年后，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赞普更欲图蜀川，累急攻维州不下，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城遂陷。” ⑩ 维州辖境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当时处于汉蕃相持地域。《旧唐书·毕构传》:“顷之，复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所历州府，咸著声绩。在蜀中尤革旧弊，政号清严。睿宗闻而善之，玺书劳曰:‘……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 11 《旧唐书·文宗纪》载太和三年“丙申，西川奏南诏蛮入寇”，“十二月丁未朔，南蛮逼戎州。遣使起荆南、鄂、岳、襄、邓、陈、许等道兵赴援蜀川” 12 ，《旧唐书·哀帝纪》载唐末西川叛乱，“丙寅，（朱）全忠继至。壬申，匡凝牙将王建武遣押牙常质以荆南降，言权知荆南军府事赵匡凝今月十一日弃城上峡奔蜀川。” 13 由于“蜀川”在蜀之中心，故其含义在“三蜀”之基础上，可寓指“蜀中”，也即可泛指蜀地。故王勃诗题“蜀川”乃是用习称，指“三蜀”之地。杜少府即是到“蜀川”某县担任县尉之人，所指亦当为具体的地区，而非泛指蜀地。王诗中“风烟望五津”是指“蜀川”的腹地，向引《华阳国志》“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万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五曰江南津”为解，此五津分布于从灌县（今都江堰市）到犍为的岷江各大渡口，正好贯串了蜀川的心脏地带。近人考证诗题中的杜少府即杜甫之祖父杜审言，其所任之地为通义（今四川眉山）县尉，则与蜀川之范围吻合。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选入王勃此诗，在诗的解题中说“蜀川，犹言蜀地” 14 ，乃是以泛指的“蜀川”来解释王勃诗中的“蜀川”。亦殆是前述义务教育教科书中以“蜀州”为指四川解者之所本。
二 蜀州是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设置，时王勃已死十年
蜀川这一地名上文作了粗略钩稽，可以大致了解王勃诗题“蜀川”的梗概。但是这还要考察在唐朝前后蜀中有无设置过“蜀州”这样的行政区划。
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一《剑南道上·成都府·蜀州》载:“《禹贡》梁州之域。秦灭蜀，为蜀郡。在汉为郡之江原县也。李雄据蜀，分为汉原郡，晋穆帝改为晋原郡。后魏平蜀后，移犍为郡理此东三十里，因省晋原郡以併之，仍于此西十里立多融县，取旧郡名也。隋开皇三年改属益州，皇朝初因之，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割晋原等四县属蜀州。” 15 又《旧唐书·地理志》:“蜀州，垂拱二年分益州四县置。天宝元年改为唐安郡，乾元元年复为蜀州也。领县四，户五万六千五百七十七，口三十九万六百九十四。至京师三千三百三十二里，至东都三千一百七十二里。” 16 据此，唐朝蜀地的行政建置中的确有一个蜀州，管县四个:晋原、青城、新津、唐兴。这一块地方在今天四川省会成都以西的新津到郫县青城山一带，州治晋原即今四川崇州市，紧靠蜀地中心城市成都，也算得上蜀地的中心地带了。只是“蜀州”与“蜀川”并非改名而成。这与唐朝西川节度使境内其他行政建置改川为州者不同，如维川之改为维州，泸川之改为泸州，静川之改为静州 17 。
“蜀州”出现于唐人诗文也在王勃之后。唐人诗文中写到蜀州的，在王勃之前者无;除王勃的这首诗外，都在王勃之后。如唐朝著名诗人高适就曾经担任过蜀州刺史，其友人杜甫作有《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开文书帙中，捡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余年，莫记存没。又六七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诗中有句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18 杜甫又有《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扬五侍御》 19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等诗 20 ; 自居易有《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并序》:“大师号神照，姓张氏，蜀州青城人也。” 21 杜牧《马迥除蜀州别驾等制》 22 ;晚唐杜光庭《蜀州孟驸马就衙设消灾迁拔黄道场词》等 23 ，这些都清楚而有力地证明:蜀州的设置晚于王勃，唐人诗文中出现“蜀州”没有早于王勃的应当不是偶然的现象，王勃诗题中的“蜀州”是不正常的。前文所引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的写作时间在“圣历元年”即公元698年，故文中不仅出现“蜀川”，而且出现了“蜀州”，这就符合历史，不致乖戾。
“蜀川”是一个设置于东汉安帝时期的县，虽然可以用作“蜀”的泛称，但其范围是以四川盆地的中心区域“三蜀”为主;“蜀州”是一个唐朝垂拱二年设置的州名，位置在成都的西侧，其历史远不如蜀川悠久。考王勃卒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6年），《旧唐书·王勃传》载:“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24 而蜀州是在垂拱二年设置的，王勃卒年早于蜀州设置的时间。换言之，王勃卒后十年唐朝方才设置了蜀州。则王诗题中不当出现“蜀州”字样，哪有预先使用十年以后设置的州郡名字的?而数百年来流传甚广的《唐诗三百首》陈婉俊补注:“蜀州:《舆地志》:‘崇庆州，唐名蜀州。'”虽未以“蜀州”来泛指蜀地，也是明显的失考。即以设置于王勃身后十年的蜀州作为其诗题，是违背历史常识的。所以从上述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初唐诗人王勃的名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正确的。其诗题一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蜀州”异文是因为“蜀州”、“蜀川”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变，亦有后人改动的可能，在王勃作此诗的时候尚无此州名。陈婉俊补注中提到王勃诗题“旧本俱作《杜少府之任蜀川》”，也可说明此诗题的异文是后人改动所存留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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