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书第十七集《隆中对策》中，说是《隆中对》有四个版本。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之外，还有曹操版的《隆中对》、袁绍版的《隆中对》和孙权版的《隆中对》。现在我们就把诸葛亮《隆中对》以外的三种版本抄录如下：

　　1． 曹操版：初平二年（公元192）

　　（毛）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毛玠传》）

　　2． 袁绍版：兴平二年（公元195）

　　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

　　3． 孙权版：建安五年（公元200）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指刘邦）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之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鲁肃传》）

　　这三段谈话内容，称之为《隆中对》，是带括号的，是一种风趣的比方。但发言的主体是毛玠，沮授和鲁肃，所以称之为毛玠版、沮授版和鲁肃版就更合适了，这样可以不侵犯人家的署名权。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说那三个人的发言是不同版本的《隆中对》？总该有个标准才是。那标准既要符合“对策”的一般特点，也要和诸葛亮《隆中对》的特点大体上相仿。因此我们提出了这么几条：

　　1． 对策，简称对，是下属对上级、臣对君所提出的有关时政、策略等问题的回答，类似考试中的问答题。有问才有答，有咨询的主体才有对。凡是不针对咨询而主动地提出建议或上书言事，便不叫对，而叫议、奏、疏、表等等。

　　2． 《隆中对》所回答的是策略问题，是未来发展的根本大计。

　　3． 《隆中对》包括分析形势、估计实力、提出任务、规划策略、瞻望未来等五部分内容，其中核心问题是规划发展策略。

　　4． 事后应该大体上付诸实施，对发展过程有指导作用。如果是马耳东风，说完拉倒，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用以上的标准来衡量，那么毛玠版不符合第一条，那是“玠语太祖曰”，是毛玠主动提出建议，而不是回答曹操的提问。沮授版也不符合，那是“从事沮授说绍曰”，也是主动发言，不是回答袁绍的问题。只有鲁肃版符合第一条。《三国志·鲁肃传》说：众宾客退出之后，孙权单独地与鲁肃“合榻对饮”，二人“密议”，孙权提出问题后，“肃对曰”。有问有对，这才是真正的对策。

　　我们暂时放下这个硬杠杠不谈，再拿2-4条来对照，那么，毛玠基本符合2-4条；沮授符合2条，3条不全，4条谈不到。鲁肃1-4条全符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鲁肃的发言完全符合，说是鲁肃版的《隆中对》是可以的。沮授的话既不是对策，内容也不完善，而且“绍不能用”，说了是白说，可以排除。至于毛玠所说的一席话，从策略层面上完全符合，曹操也采纳施行了，虽然在形式上不算是“对”，但和《隆中对》的思想和作用是可以比拟的，我们也可以勉强地称为“毛玠版的《隆中对》”。

　　总之，我的意思是：研究历史还是严谨、平实一些为好，萝卜就是萝卜，白菜就是白菜，不要肆意标新立异，把不同的事物随便归类，扰乱人们的文化历史知识。如果有人再搞出什么张三版的《出师表》、李四版的《述志令》、王二麻子版的什么什么来，岂非愈搞愈乱吗？
　　鲁肃的所谓的《隆中对》，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了7年。7年前上市的商品，怎么会冒充人家7年后才上市的商标呢？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这且不提。我们感兴趣的是：诸葛亮和鲁肃的《隆中对》，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 都提出了“鼎足三分”的设想。不过：正如易中天所说：诸葛亮的“鼎足三分”是指曹操、孙权、刘备；鲁肃的“鼎足三分”是指曹操、孙权、刘表。

　　第二． 都把荆州和益州纳入自己立国的蓝图中。诸葛亮的话是“跨有荆、益”；鲁肃的话是“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当然包括荆、益在内。

　　易中天对诸葛亮的《隆中对》倍加赞颂，这当然也是历史学家的共识。不过，我们仔细研究起来，诸葛亮的《隆中对》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客观上和鲁肃的《隆中对》撞了车，而诸葛亮在规划中并没有给以重视，当然也没有提出什么解决的办法。这个致命的问题，在《隆中对》中竟是一个空白，他只谈到联合孙权共抗曹操的一面，对于双方在荆、益特别是荆州方面的矛盾与斗争、它的影响和处理方针，竟没有一语涉及，这不能不说诸葛亮当时的政治头脑还嫩了一些。从三国的历史来看：孙、刘两家的关系非常微妙，既是盟友、又是冤家，这是由当时的具体形势所决定的。为了要对付强大的曹操，两家必须联合起来，而两家又都把荆、益二州（特别是荆州）画入自己的立国蓝图中，就天然地成为冤家。不管鲁肃有那一席话也好，没有那一席话也好，这是东吴君臣的共识，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鲁肃逝世较早，（死于公元217年，终年46岁）在他生前，他还是力主维护孙、刘联盟的；但在他死后，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便逐渐升温。东吴方面又是讨荆州、又是夺荆州，竟至攻占了荆州，杀了关羽。刘备愤而东征，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从此荆州完全归了吴国。《隆中对》中有一个统一华夏的远大理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能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所规划的两路进军的计划，确实很鼓舞人心，但如果失去荆州怎么办？《隆中对》中没有写，当时诸葛亮大约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可能性。结果呢？蜀汉恰恰就栽在荆州问题上，荆州已失，两路夹击曹魏的设想成为泡影，诸葛亮临死的前几年，只好率兵徘徊于秦陇的边缘地带苦撑苦熬了。可以说：《隆中对》所忽略的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对蜀汉政权的未来命运关系至巨，《隆中对》的光芒也因此暗淡不少。所以我们对《隆中对》应该抱着一种理性的分析态度，不应该仅仅是赞颂。诸葛亮毕竟不是神而是人，而且当时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军事经验的27岁的青年人，怎么会绝对正确呢！

　　总之，给我的感觉是：易中天讲述《隆中对》有些浅而碎，那种对文章咬文嚼字，大卸八块的讲法，虽然看似深刻，其实并不可取。对文章开头所讲的“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十二个字，用了一百六七十个字来讲述，然后又用“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来概括下面的文字。好象是中小学教师在“深挖教材思想的内涵”的基础上在归纳段落大意。葛红兵批评易中天不是在“品”三国，而是在“嚼”三国，我觉得第十七集《隆中对策》，“嚼”的痕迹最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