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临摹书帖，始知虞世南的字厉害；及长，从闲书中听说，唐太宗曾屡次称赞虞世南有“五绝”，即德行、忠直、博学、文词和书翰。据陆云《寒蝉赋》中说蝉有“文、清、廉、俭、信”之“五德”，“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那么，其“五绝”仅仅是皇上所赐？虞世南《咏蝉》诗可以诠释其“五绝”：“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此诗先从蝉的体貌与食性写起，垂緌既是写蝉的外形，又暗合官帽上下垂的“须子”的形状，显示出作者非同一般的身份，比兴俱有，又含象征。因古代高官的冠饰与蝉玲相似，加之蝉有高贵的品质。故“垂緌”在诗中真是一语双关。荀子说：“饮而不食者，蝉也”。“饮清露”看似写蝉的食性，实际上喻指自己高洁的品性。“流响”状蝉声，疏桐更衬托出了蝉鸣的清华隽朗与高标逸韵。最后两句看似写蝉身居高树（高位），实写品行高洁之人，不需要凭籍任何外在的东西而自然能声名远播。沈蘸《唐诗别裁集》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喜怒哀乐，亦人心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词和诗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词是诗创作艺术的某种嬗变。以王国维的境界说反观唐诗，我们可以看到，在“造境”过程中，何者为“有我之境”，何者为“无我之境”，其实是很难区分的。就虞世南这首《咏蝉》而言，全诗把蝉人格化，蝉已著有诗人人格追求的主观色彩，当属有我之境了？但是，综观全诗，没有一处写人的，或者说，我们不知那句写蝉,哪句写人，可谓无我之境了。但从我等欣赏的角度看，该诗以古人常用的所谓托物言志的手法，极好地表达了虞世南作为一种高贵者的清流本色。从创作主题来看，该诗之所以闻名后世，应该在于它符合了中国传统文人清高、自赏的内心本色。

虞世南的居庙堂之高，当思品行之高贵；而从《在狱咏蝉》的诗名可以看出，此时的骆宾王的处境却是另一番天地了。据考证，《在狱咏蝉》作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论事触怒武后，遭诬告以贪赃罪名下狱。骆宾王乃“初唐四杰”之一，鲠直仗义。据说，他写了《讨武榭文》，武后反而从中惜其才而不忍杀之。诗云：“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亲。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西陆”言明时间、“南冠”指囚犯，表明诗人处境。诗人用比兴的手法，先以一个“唱”字表明蝉的欢乐，以喜衬忧，反衬囚人的心境。“玄鬓影”既写蝉的外形，在手法上与虞世南的《咏蝉》一样，只不过，虞以蝉的外形、食性写品行之高洁，骆以蝉暗示自己的美好年华。“白头吟” 喻自己韶华已逝。在古人看来，蝉的生命本来就短暂。《庄子·逍遥游》就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指夏蝉，故不知春秋。又说它春生者死于夏，夏生者死于秋。据法布尔的《昆虫学》记载，蝉在地底下要潜伏17年之后，才能钻出泥土，从蝉蜕里挣脱。公蝉的腹下有一对“膜”，可以振动出尖锐的声音，吸引母蝉。然后，它们交尾，交尾完，公蝉就死了，剩下的母蝉，就用它尖尖的尾巴，插到树皮里产卵，产完卵，也掉在树下死掉。再然后，卵孵化，成小虫，落在地上，钻进土里，靠树根的养分过活，开始漫长的17年的等待。真正能飞、能鸣的日子，其实只不过1个月！——204：1。刘墉曾用人类80岁的预期寿命推算，如果我们也像蝉一样有这“等待的时期”，那一等将是：16320年！骆氏当年若是有知，可能感慨更多！经高人指点，笔者晓得“白头吟”是双关，暗用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暗喻自己的贞洁之志不能实现。这就大大增进了该诗的内涵。综观全诗，笔者觉得，骆的对比手法用得好：蝉的“玄鬓影”与诗人的“白头吟”对比，生发人生苦短、韶华流逝；自己与卓文君对比，生发自己高洁而知音难求的苦闷。卓文君是个人爱情方面的，而自己是政治前途方面的。从诗创作手法上看，骆氏诗实际上丰富了诗的张力和弹性，只不过人生际遇不同，观照人生的视角不同。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诗散发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近日再读尼采。尼采对现代艺术的贫乏和枯竭，嗤之以鼻：（现代）艺术家“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激情，如同率领着狂吠的狗群，按照现代人的要求放开它们，让它们向现代人扑去。”看到现在充斥荧屏的所谓现代艺术或节目，在引发这迷那迷的同时，我每每会想起尼采的这句话。我以为李商隐是中国古代最具有诗人气质的知识分子之一（还有像李白、苏轼等）。尼采主张用艺术来拯救人生。日神和酒神是艺术人生的两种状态。我以为，以尼氏的观点，剖析李商隐的诗，很受用。尼采说：“我们用日神的名字统称美的外观的无数幻觉”。也就是说，美的外观本质上是人的一种幻觉。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在酒神状态中，艺术“作为驱向放纵之迫力”支配着人。尼采认为，酒神情绪是一种深度的悲剧性情绪。树、蝉皆为客体，在李商隐的内心，幻化为审美上的某种形象，这也是王国维的“物皆著我色”的造境手法。只是“高”而“难饱”、“费声”却“徒劳”，悲剧色彩已现。诗人还嫌不过瘾，“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钱钟书先生评此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树无情而人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忽置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清代学者朱彝尊赞誉这首诗“咏物最上乘”。究其原因，正是李商隐抓住了生命的悲剧意义。尼采说，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李商隐“一生襟袍未尝开” ，其人生境遇不比虞世南，所以，他的诗总是创设一定的情境，让人从中获得审美上的快感，而他往往保持缄默。如《锦瑟》以及众多的《无题》诗，手法隐晦而娴熟，感情真挚而吝啬，这种创作手法，今人汗颜！李商隐应该是晚唐人对唐诗这“一代人之文学”的总结。（所以，在笔者看来，最诗化的人当像李商隐这样，实现了日神和酒神的两种状态的统一，而尼采本人却未能达到。年轻的时候，并不十分喜欢尼采，只是近来大概不惑之年已到的缘故，感到尼采的话倒也正中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