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关于“日暮里”的各种解释

　　《藤野先生》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这两年报刊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暮里”的文章，略举如下：

　　其一：“日暮里”是从东京去仙台的一个火车站，这个站名其所以给鲁迅深刻的印象，是因为这个站名同日本在甲午之战打败清朝、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后的军国主义气焰，很不协调。日本是一个战胜国，而这个地名却叫“日暮里”，所以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再从受欺凌的清朝看，甲午海战吃亏的固然是中国，就是日俄战争，因为战场在我国东北，倒霉的也是中国。鲁迅作为一个“弱国”的留学生，就受到那些深中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学生的歧视，并在时事画片中深受刺激。离开仙台以后的20年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是日甚一日。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当然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尽管是所谓强国，是“列强”之一，但是在日本却看到过“日暮里”这样的地名，这不能不使青年鲁迅产生预感，军国主义的日本总有一天要没落，像日落西山那样吧，这应该是鲁迅记得“日暮里”“这名目”的主要原因。

　　其二：不同意把“日暮里”的“日暮”二字理解成“日本国的没落”，并把这种理解加在鲁迅身上。理由是鲁迅反对从名称上判吉凶。他曾批评过北京市民把“绳匠胡同”改称“丞相胡同”之类事情的无聊。这种意见认为“日暮里”的“日”，不看作同日本的“日”双关，应当作“天日”“时日”理解，就是黄昏、傍晚、天色暗淡，就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日暮。鲁迅看到“日暮里”地名的心情，不是对异邦日本将来的国运产生什么预感，而是联系故国当时的处境，很自然地兴起一种“日暮途穷”之感。当时中国国运衰败没落，正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何况鲁迅赴仙台求学之前，在东京书赠好友许寿裳的《自题小像》诗中，已经表达了“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忧国伤时的心情。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在途中看到“日暮里”这个地方，很自然会产生忧念祖国“风雨如晦”之感。这同想到水户这个地方，心中就升起对朱舜水这位爱国者的敬慕之情是一致的。鲁迅对日暮里和水户怀有深刻的印象的原因都出之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其三：当时，鲁迅告别挚友，远离较熟悉的东京，只身去异域的一个偏僻小城，途中见到的第一个驿站之名“日暮里”时，兴起“满目萧然”“去国怀乡”的览物之情，即“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感触与深情，以至相隔20多年后在厦门岛上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记得这名目”。

　　鲁迅1902年到东京不久曾有照片三张寄家人，其中一张后有“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这些词语；到仙台不久在给友人蒋抑卮的信中又有“形不吊影，弥觉无聊”之感，和“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之念。又1900年作《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中有“日暮新愁分外加”句。……鲁迅在日本时，的确时时有对祖国“风雨如晦”的忧念，……而怀念祖国的亲人和家乡，也是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内容和方面之一。不必作因见“日暮”之名而有祖国“日暮途穷”之忧的那样的引申了。

　　我们查阅了一下日本有关材料，提出以下解释：

　　日暮里原是东京府北丰岛郡的一个町（相当于我们的镇），东京扩大后，划入市区，现是荒川区的一个町。在市中心的北方，开往东北的火车经过此处。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往来东京仙台都坐夜车，“一夜就到”。又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记载，当时仙台至上野（东京的一个主要车站），行车约12小时。那么，鲁迅从上野搭车，路过日暮里，很可能恰是日暮时分，看到站牌，触景生情，留下了经久不灭的烙印吧。

　　其实这个很有诗意的地名是文人墨客后改的，此地原名新堀，即新渠的意思，《新编武藏》一书说，小田原北条的家臣远山的庭园里，新挖了一条渠，因此，这一带就以此命名为新堀。当时这里设新堀村，只有63户人家。到了江户中期，新堀这个土气的名字才被改为读音相近的日暮里（新堀读作ニヒボソ，日暮里读作ニツボソ），这正如同北京的狗尾巴胡同被改为高义伯胡同一样。在日本，汉字一般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读音，日暮里三字，音读时是落日余晖中的乡里，很富诗意。训读时（ヒグラシノサト）却是度过岁月的故里，带有实务意味了。现在，这个地名就兼有音训两读。

　　日暮里在文字资料中最早见之于享保十八（1733）年林信充所著的《武州日暮里诹访净光寺八景诗歌》。宝历、明和年间，在《江户名胜》《江户名胜二十四景》中，日暮里也都作为一景载入，描绘了这一带的道灌山、净光寺的山林和古迹。

　　在行政区划上，明治十一（1878）年新堀村开始改为日暮里村，大正二（1913）年改为日暮里町。日暮里车站是明治三十七（1904）年开始营业的，鲁迅乘车路过时，这里还是刚刚设置的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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