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服的地区，都是处于边远之地，距离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遥远。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对边地的控制，加强了水陆交通建设，把边地与中央连成一片。

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令人修筑了一条由咸阳直向北延伸的"直道"。这条"直道"从咸阳以北的军事重镇云阳出发，沿途开山填谷，经陕西子午岭，沿其主脉北行，到定远后，转而向东北，进入鄂尔多斯草原，渡过黄河，一直向北直到今包头附近秦九原郡的治所，全长一千九百里(约合今一千四百里)。

为了加强与"西南夷"的联系，秦始皇派常颏在原李冰所凿焚道的基础上，修了一条从今宜宾直通云南曲靖附近的道路，因其较中原驰道窄得多，故名"五尺道"。此外，秦始皇还派人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交通建设。统称为"新道"。主要有四条干线，第一条自今湖南郴州逾岭入广东连州。第二条自今江西之南逾大庾岭入广东南雄，第三条自湖南之道州入广西之贺县，第四条自湖南全州入广西之静江。

水运方面，秦始皇在征伐南越时，派史禄负责，在今广西的兴安县境内开凿了一条勾通湘水和漓水的运河，称为"灵渠"。它全长约三十公里，把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接起来。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使秦军随时可以调往需要的地方。匈奴骑旅如南下袭扰，秦军可由云阳出发，循"直道"达九原郡迅速给予反击。而"新道"、"五尺道"的修筑及"灵渠"的开凿，把中原与岭南紧密联系起来。秦军可从咸阳出发，沿"驰道"东出武关，顺汉水下长江，即可分溯湘水或赣水而至五岭，逾岭后，沿湘水南下可达漓水或贺县，出赣水或西取江东，或沿北江南下可抵番禺。这样，越地如有变乱，秦军都可抵达予以解决。

秦始皇对边远地区的武力征服是与种种开发措施结合在一起的。征服南越后，秦始皇立即征纳内地的逋亡人(犯有逃避兵役徭役等罪的人)、赘婿，贾人(商人)略取(占领)陆梁地(岭南地区)，即．把"逋亡人"等移民至今日广东、广西地区。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政府又将五十万罪犯谪戍南越，与越人杂处。把汉族人移民至边地，与少数民族杂居相处，一方面可以起到开发岭南，与越人融合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增强越地人民与内地人民的交往联系，以及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在北疆，把匈奴赶出河套地送以后，秦始皇迁内地三万户百姓到北河、榆中(皆在今内蒙古境内)屯垦。这是一种实边性质的移民，因为逃离"河南地"的匈奴很可能会重振旗鼓，奔袭秦的北部边境。内地人于此屯垦，一方面可以开发肥沃的河套地区，不仅军事上占领它，而且在经济上把它利用起来，实现"占即有之"的策略。另一方面，边地屯垦地带有军事戍边的性质，内地居民到这里边垦荒边修武备，边生产边练兵，他们成为一支入则为民、出则为兵的队伍。

移民屯垦的策略用以治理南方刀耕火种，渔猎巢居的越人是可行的。但单靠这种方法来防御匈奴则还远远不够。匈奴人是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而"逐水草迁徙"，即匈奴人没有固定的定居点，那里有喂养他们牛羊的水草他们就游牧到那里。由于长期的游牧狩猎，匈奴人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子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在浩瀚的沙漠和草原上，昼夜之间匈奴骑旅可以奔袭千里。在被秦军以优势兵力驱逐出"河南地"以后，匈奴暂时退守戈壁，但他们不甘心就此失去水草肥美的河套地区，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秦的北边，一有机会他们便会卷土重来。针对匈奴的部队是以骑兵为主，而骑兵具有冲击力强、飘忽不定的特点，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以抵御之。战国时期，北方的燕、赵、秦三国都曾修筑城墙抵御匈奴的侵扰，秦代的长城便是把原北方各诸侯国所修的城墙连接起来，并加以延伸，成为一条西起晦洮、东至辽东，横亘万余里的城墙--万里长城。同时，秦始皇还以长子扶苏为监军，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常年驻扎在北部边线。秦始皇着眼于防御的军事策略，使匈奴人找不到任何破绽。他们虽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奈何长城墙高线长，他们的优势发挥不出来。而即使匈奴攻破长城的一角，而三十万秦军必当给以迎头痛击。所以匈奴人不敢轻举妄动，只能于"地固泽卤"的戈壁滩上徘徊巡视，待机而动。

秦始皇治理边地之道可以用"生根固蒂、治理边疆"来概括。即首先是军事征讨与占领，在南征北讨，开拓边地成功以后，又通过移民、屯垦的办法在新占领的地区扎下根来，使之成为中央能够有效管理与控制的统治区域。在此同时，又积极采取改善交通、修筑工事、屯兵守卫等策略抵御与防止可能的变乱，达到了占领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的目的。

二 赵高篡权的阴谋

1．矫旨篡权

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具有最高效力的"圣旨"，在位皇帝的诏令，可以决定储君的置立与废黜。即便是驾崩了的皇帝，其临终遗诏对于皇位的继承，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皇位觊觎者们的命运，往往系于一纸神秘的皇帝遗诏。命运攸关，诱使多少阴谋家在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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