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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迷雾说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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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才
读钱钟书先生《管锥篇》，得见清人四首为赵高“辨冤”的诗：“赵高赵国诸公子，求为秦贼肢体贱。……赵高名在《列仙传》，何得仙家滥其选？《索隐言》颇辨冤，鹿马计胜长平战。”（吕星垣·《下邳谒留侯庙》之一）。
“日中白虹匿无迹，王孙本是邯郸客，颇死牧废无英雄，山河
西吞惜无策。颠覆咸阳志已酬，组系子婴维尔力。”（吕星垣·《下邳谒留侯庙》之二）。
“当年举世欲诛秦，那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欧阳轩·《赵高》。）
“大贾灭嬴凭女子，奇谋与汉讵萧曹？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欧阳轩·《阅<古逸史>……》）。
秦始皇病死沙丘（公元前210年）后，赵高以阴谋废扶苏、立胡亥、诛李斯，随后又杀二世，从内部摧毁了秦帝国，其设谋之大胆、果决、集中而奏效，亘古罕见。他是秦国的奸臣，还是打入秦宫的赵国复仇者？这个问题，由于史料不足，记载各异，被视为千古之谜。最先提出为赵高“辨冤”的，大约是《史记·索隐》的作者唐代司马贞。《管锥篇》引《考证》记载：“吴裕垂曰：`司马贞云：高本赵诸公子，恨其国为秦其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仇之举。’”另外，欧阳轩在诗题中亦据《古逸史》说：“赵高为赵公子，抱忠交之性，自宫为赵报仇。张良大索（指张良行刺秦始皇未中，始皇下令大索十日）时，即避高家。”
司马贞及《古逸史》所述各节，《史记》中均无记载，作者所据何书，已难考证。关于赵高的身世，《史记》中只是说：“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见《蒙恬列传》）“高固内宫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见《李斯列传》）据此，赵高并非赵国公子，而只是赵国王族的“疏远属”。“自宫为赵报仇”之说，更无从得到印证。
大约正是因为在《史记》中找不到足够根据，所以论史者如苏轼、李贽等便视赵高为秦国的“贼臣”。然而，持赵高“为赵复仇”之说的，在司马贞之后颇不乏人。除前述两位诗人之外，赵翼在《除余丛考》中也称述了司马贞之说；缪荃孙在《云自在龛随笔》中，则引《周礼折衷》云：“赵高是病废，非刑余，”重复了赵高曾藏匿张良的话题。
“孤魂器陇陌，有冤谁剖得？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赵高究竟是奸臣还是义士，在获得新的考古发现之前，似难作出结论。在笔者看来，要说赵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立志“为赵报仇”的忠义之士，似乎牵强。赵高的心态是随着秦国的盛衰及自身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赵国灭亡，秦国强盛，他入秦宫，可能只想隐忍苟活，保全性命于乱世。及至秦始皇死，秦国衰落，他便另有图谋。秦始皇以五十之年途中病死，设若一旦扶苏继位，追究责任，以秦法之严酷，赵高必难逃一死。为逃死、固宠与保禄，他便作为主谋与胡亥、李斯定计，废长而立幼。二世既立，诸公子及大臣疑心重重，赵高“战战栗栗……惟恐不终”，于是进而杀诸公子及执掌大权、辅保扶苏的蒙恬、蒙毅。随后天下大乱，义兵四起，六国后裔纷纷称王，赵高的故国之思、报仇之念，便与其政治野心同萌并长，于是诛李斯，杀二世，必欲亡秦而后已。
赵高心态的这种变化，在《史记》中亦隐约可见：其一，《秦始皇本纪》中说：“沛公将数万人已据武关，使人私于高。”《汉高祖本纪》中说：“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这说明赵高已是起义军的内应，只是分地而王未成现实。其二，李斯死前于狱中上书二世说：“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臣恐其为变也。”显然，李斯对赵高的图谋已有所察觉。其三，子婴也曾说：“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秦始皇本纪》）赵高要代秦自立，知道的已不单是他自己和起义军。其四，赵高自立为王已见诸行动。在杀二世之后，他“引玺而配之，左右百宫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孙，授之玺。”（见《李斯列传》）这是赵高决意亡秦的铁证。
窃以为，作为一个经历过亡国惨痛，且身受宫刑奇耻大辱的赵国王族子孙（尽管是“疏远属”），赵高在“引玺而配”之时，他心中是故国之思、报仇之念与政治野心并存的。笔者作此推断，大约不会被视作无稽之谈。（杨子才，原解放军报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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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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