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反秦斗争的形势来看，六国旧贵族投入到反秦起义行列的虽有一定数量，但真正显要人物却极少。可见，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的控制虽有疏漏之处，但从总体上看这种防范与控制还是严格而有效的。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在各地修筑堡垒险隘，以阻挡敌国的进攻。而且，不同国家的道路也故意修筑的宽窄不一致，使对方的战车不能轻易进入境内。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马上下令挖掉不必要的堤防，平毁险隘的地带，还拆毁了东方六国名城大都的城墙。并在第二年开工修筑了名为"驰道"的战略大路，从首都咸阳东北到燕齐(今河北、山东一带)，东南到吴、楚(今江苏、湖北一带)。这些大路据说宽五十步(约合今69米)，道路两旁每隔三丈种一棵青松，路基也筑得很厚实。秦始皇在征服六国后，还下令将私人拥有的武器收集一L来，连同战争中缴获的大量武器，一同集中到首都咸阳销毁，改铸为铜钟和十二个铜人。据说，这些铜钟与铜人都是几十万斤重的庞然大物，陈列在宫廷中。这样，六国旧贵族如果想以军事手段来推翻新政权，一无兵器可使，二无据点可依，实是心有余而力不逮。而即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反秦，集中驻扎在各战略要地的秦军也能迅速调往需要的地方，控制住局势。

"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称雄的产物。这些异制如果继续沿用下去，旧贵族们在百姓中的影响便难以根除，而六国百姓对新政权的依附感也很难产生。所以，秦始皇推行了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等一系列化异制为同制的措施。其中，统一度量衡，就是以原秦国通行的标准，取代六国地区通行的各种度量衡；统一货币，主要是以铜质的秦"半两"方孔圆钱取代各国流行的刀币、布币、蚁鼻钱等；统一文字，则规定用简化的秦文"小篆"为标准文字，废除六国地区通行的各种文字。这一系列消灭异制措施的实行，不仅有益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排除了六国旧贵族对东方臣民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兴起了"百家争鸣"，诸子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为政主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杂家等。商鞅变法以后，法家思想确立了其在秦国的统治地位。但在东方六国，法家与其他学派是处于同样的地位，即仅仅是一个学派而已，法家思想也并不是特别受重视。统一全国以后，秦始皇便下令把法家思想推广到全国，实行思想上的专制，以排斥异己思想，具体措施便是"焚书坑儒"。

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丞相李斯驳斥博士淳于越要恢复分封建议的时候，指出：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老百姓理当努力从事工农业生产，读书人只该学习官府的法律政令。可是，现在一些读书人都不学今而师古，反对时政，扰乱人心。像这样下去不加禁止，皇帝的权威就会下降，民间的反对派就要形成，应当禁止方好。李斯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除去秦国的本国历史记载以外，各地所有的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三十天不烧毁，判处服劳役；只有农书、医书和求神问卦的书方允许保留；此后还有人敢于议论诗书的要判处死刑，以古非今的全族处死；官吏知情而不揭发的要同样治罪；如有要求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师。秦始皇批准照办，此为"焚书"。

"坑儒"是焚书后一年发生的：有两个为骗取富贵而替秦始皇求长生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知道仙药不得而揭穿骗局后，难逃一死。于是数说了秦始皇一系列独裁的过失，借口不能给这样的人求仙药而溜之大吉。秦始皇听到消息极为恼怒，指出不仅求仙药的方士都是花费巨万而"终不得药"，像卢生那样得过厚赏的现在也敢大肆诽谤，而且首都咸阳的学士，据调查也有人散布谣言迷惑民众。于是秦始皇派御史审问，学士们相互告发，得四百六十余人坑杀于咸阳，并通告天下以警后世。这件事是方士闯祸，殃及读书人，有儒生，也有其他学派的学士，"坑儒"是后世笼统的概括。秦始皇既以法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就惟恐其他学派思想被反对派利用来作为与秦王朝对抗的工具。淳于越、卢生、侯生等人的反对言词更使他意识到了这种威胁，并果断地下令"焚书"以明法，"坑儒"以打击反对限制反对言论。这种手段虽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却也破坏了文化，枉杀了无辜，开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专制的先河。

秦始皇过分执著于斩草除根的目的与手段，他在消灭六国后，时刻没有忘记清除六国的影响，他以行政的强制手段，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流放、迁徙控制了六国旧贵族，并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清除了六国旧的"异制"和复辟基础，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秦末农民起义中六国旧势力死灰复燃，那固然是因为他的残暴统治导致农民奋起，但六国旧势力趁机推波助澜，斩草除根在策略上的偏失也便暴露出来。

4．生根固蒂，治理边疆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的只是华夏地区，在其四周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匈奴是建立在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政权，它趁中原各诸侯国战事方酣，无暇北顾之机，占据了河套地区，即所谓的"河南地"，并以之为据点不断南下袭扰，对统一后的秦帝国而言如同针芒在背。此外，在南方有东越、西瓯、南越等"百越之民"，在西南部有滇、邛都、笮都等所谓的"西南夷"。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马上把目光投向四周的边疆。他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于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从匈奴手里"悉收河南地"，即夺回了河套地区。与此同时，始皇还派尉屠睢率领灭楚的部队"南征百越之民"，进军东南与岭南地区，经过七年的战斗，于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4年)最终征服了"百越"之地。"西南夷"由于无强大的政权与秦对抗，所以把"西南夷"与汉中的道路打通后，"西南夷"也划归秦帝国的版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于内地，如何防止分裂，巩固其统一的局面，确实是一大难题，始皇在匈奴、百越和西南夷地区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采取了一些重要的统治策略。

首先，始皇在新统一的地区推广郡县制以加强对边地的控制。打退匈奴后，秦王朝就在收复的河套及其以北、阴山一带地区，置四十四县，设置九原郡(今内蒙包头一带)。在灭楚以后征服的那些越族地区则设立了会稽郡(今浙江一带)。在征服闽越后，设立闽中郡(今福建一带)。征服南越与西瓯后，又在那里设置南海(今·广东境内)、桂林(今广西境内)、象郡(越南中部)等三郡。同样，对"西南夷"也是以郡县制派官吏进行管理的，汉时的司马相如曾说："邛、笮、冉、近蜀，道易通，异时尝通为郡县矣，至汉兴而罢。"

秦始皇把郡县管理制推广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使它们与中原地一样成为秦王朝的正式版图。以中央政权任命的官吏统治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官吏的权威来自于中央的任命。对于这些毫无地方威望的汉族官吏来说，要维护其个人的权威必须听命于中央。这样，边远地区于中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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