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韩愈相比完全不一样,韩愈初入京应试时的心态要乐观旷达得多。同样是出门,他是这么写的:“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出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韩愈同样也因意识到自己与世俗的对立而感到孤独,但他马上就在尚友古人中找到安慰,调整心态,最后对自己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近乎怀着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式的乐观,相信自己的不遇只是时机未到。而孟郊却不然,他认定自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纳,同时又不肯随俗,正像《上达奚舍人》诗中说的“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那么就只有孤独下去了。于是他诗中反复抨击的就是世俗的势利,反复摅写的就是自己与世俗的尖锐对立。《寓言》写道:“我有松月心,俗骋风霜力。贞明既如此,摧折安可得。”在这对自我与世俗之尖锐对立的反复体认中,他的自我意识愈益清楚地确立起来。

事实上,就是从现存全部唐诗来看,孟郊也是个罕见的自我意识强烈的诗人,在他的作品中,除了作为普通人的自我意识之外,我们还强烈地感受到他作为诗人的自我意识。《招文士饮》(卷四)写道:

曹刘不免死,谁敢负年华。文士莫辞酒,诗人命属花。退之如放逐,李白自矜夸。万古忽将似,一朝同叹嗟。

诗人是一群禀赋特殊命运的人,他们虽然心灵高贵却注定遭际不幸,像花儿那样美丽而无常,这就是他对诗人的理解。唐代诗人对诗人身份的自觉意识及其诗歌表现,实际是从彻底绝望于政治的伟大诗人杜甫开始的。杜诗中经常流露出作为诗人的自我意识,如《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寄高适》:“诗名惟我共,世事与谁论?”《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梦李白》(其二):“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论他自己和他敬仰的李白如何潦倒,他对诗歌本身、对诗人的身份还是怀有一种崇高感的。后来白居易展李白墓,伤悼“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李白墓》),就掩抑不住对诗人命运的悲剧性体认了。这种意识的转变正是从孟郊开始的,他不只在《哭刘言史》和《吊卢殷》(卷十)诗中悲叹“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还正像意识到自己的与世不相容一样,也洞察了以诗人身份自立于世的艰难:

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送淡公》其十二,卷八)

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教坊儿歌》,卷三)

而且同时他更感觉到在世俗趣味主宰下,“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懊恼》,卷四),自己的诗风既与时相悖,就更难为人们所接受了。《劝善吟》(卷二)写道:“瘦郭(按名行余)有志气,相哀老龙钟。劝我少吟诗,俗窄难尔容。一口百味别,况在醉会中。四座正当喧,片言何由通。”这首诗告诉我们,即使在欣赏孟郊的人眼中,他的诗风也太与时格格不入,很难让人接受。换了别人,或许会调整自己的写作,适当地靠拢时尚以图售。但孟郊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深知自己与时牾而决不愿宛转随俗的,这决定了他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条与沿袭大历诗风的京城诗坛风尚相背离的道路。

如果说大历诗在精神内容方面的贫弱和体式偏重近体、意象趋于程式化、语言追求平易流利的特征共同将唐诗推向一个风力疲软而技巧圆熟的境地,那么孟郊就部分地承袭了顾况的作风,在体式上弃近体而致力于古风,意象避免程式化而追求个人色彩,语言力求生新,总之都朝着反拨大历诗的方向用力,以苍劲的骨力和奇异的艺术将“贞元之风尚荡”的诗坛推向“元和之风尚怪”的新一幕。这种努力与陈子昂在初唐反拨齐梁诗风所处的诗史语境很有些相似,所以孟郊也打出了同样的复古口号。不难理解,在一个以崇古为价值取向的国度,任何变革都只能到古代去寻找价值依据和理想的楷模,因而孟郊的复古口号也就是古代大多数诗人所选择的策略,即在复古的旗帜下走向自己的艺术目标。对于孟郊来说,那艺术目标就是矫激与奇峭。这种文字风格与他性格中的矫矫不群和愤世嫉俗正是相表里的。

三、主观化的艺术表现

正如白居易当时就已清楚地看到的,“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