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皎然的创作与诗学毕竟有着不同于大历诗风的地方。大历末浙西诗会中的诗体实验,固然已逗露出某种尚奇斗巧的意趣,而贞元以后马祖禅在江南的流行,更煽起一股狂放不羁、任心直行的禅风。影响所及,皎然与流寓、宦游江东的诗人们的创作,也明显表现出一种尚通脱、任狂逸的作风。皎然贞元五年(789)作的《诗式》,重“奇势”、“逸格”,称“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正是当时诗学尚奇倾向的体现[8]。严格地说,对“奇”的追求并不是到大历末贞元初才开始的,从盛唐以来它就一直是诗坛追求的美学目标,只不过浙西诗会缺少精神品格而纯粹流于形式的游戏性质,使之趋向于浅薄和放肆而已[9],李肇所谓“贞元之风尚荡”,我很怀疑与此有关。置身于这样的风气中,孟郊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可是他的艺术趣味和理想却明显有别于皎然。他要像隔代的前辈———盛唐诗人一样,重新回到汉魏古诗和乐府,从中发展出新的艺术精神。研究者都注意到《赠苏州韦郎中使君》(卷六)一诗,这的确是他陈述文学观念的宣言式的作品:

谢客吟一声,霜落群听清。文含元气柔,鼓动万物轻。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鲜明。苹萍一浪草,菰蒲片池荣。曾是康乐咏,如今搴其英。顾惟菲薄质,亦愿将此并。

这位韦郎中就是诗人韦应物,贞元六年至九年间任苏州刺史[10],华忱之先生系此诗于贞元六年(790),可说是虽不中亦不远。从这首诗中,我们能够读出一个诗坛后进力图表达一种与时异趣的诗学观念,并希求印证和赏识的急切渴望。韦应物在举世皆攻近体的当时独以古体名世,贞元年间在诗坛享有重名,甚至皎然向他行卷也要用古诗,以迎合其趣味(事见《因话录》卷四),孟郊要向这位兼为地方长官的名诗人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就不难理解了。诗中首先将韦应物比作谢灵运,这犹是大历诗坛价值观的反映,“清”也是大历诗人刻意追求的美学趣味,但随后“尘埃徐庾词”一联便打出了异于大历诗坛和皎然《诗式》的、鄙薄“齐梁作者”而推崇“建安风骨”的旗号。这两句当然是称道韦应物的趣味,但同时也是在表达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在大历诗人那里,齐梁作者受到青睐,而以“曹刘”为职志的邺下之风似乎已被淡忘,孟郊这时重新提起曹刘的“雅正”传统,不仅意味着要在诗歌风格上回归汉魏古诗的志向,还意味着强调对汉魏诗歌精神品格的继承。这种复古欲求远可追溯到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修竹篇书》,而近与元结《箧中集序》、《刘侍御月夜宴会序》痛陈“文章道丧”,欲“变时俗之淫靡”,复归“风雅”的主张相连,成为贞元诗坛最早告别大历诗风,奏响变革旋律的号角。唐诗由陈子昂奏响的复古主题,经李白的呈示、元结的展开,终于发展到由孟郊奏响的再现部,引出中唐诗在诗型、题材、艺术表现和诗歌语言各方面的复古高潮。的确,从孟郊留下的作品看,他的创作像元结一样,诗体多集中在乐府、古诗上,律诗写得很少,而乐府也多用汉乐府常见的民歌手法,明显可以看出有意复古的倾向。

当然,正所谓“‘古’而需要‘复’,实在意味着‘古’已到了其道不行的地步”[11]。而古道之所以要行,又意味着现实的让人不满足。回顾文学史上的复古,不是针对内容的淫靡、风格的矫揉造作,就是针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大都发自伦理的而非美学的要求[12]。但孟郊有点特别,他的复古似乎主要是基于美学的理由。他在诗歌观念上直承陈子昂、元结的复古主张,重新推崇建安风骨,并大写乐府古题作品(这是李白以后中断了的写作习惯),在当时是醒目地表现为一种新的美学主张,它在“惊俗”的同时,也吸引了后进的目光。贞元八年(792),24岁的韩愈在长安初见孟郊,便倾倒于他“心追古人而从之”(《与孟东野书》)的襟怀,啧啧称叹:“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默咸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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