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八月，我作为一个地区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干部，被派往日本参加为期一个月的人力资源培训班。由此我进入第三个十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是我有生以来离开祖国到异域生活最长的日子。地域、空间、环境和时间的同步转换，让我的大脑由长期持续的繁忙紧张状态一下子转入一片空白，继而又转到对过去生活的深长回望与追忆。从那时起我发烧似的写起了回忆故乡的文章。我用在日本市场上买的铅笔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写着，一行又一行，一张又一张，一沓又一沓，写了一大摞。回国之后又接着写，虽然又恢复了原来工作的繁杂和紧张，但见缝插针，不放过一点一滴的时间。为什么写这些东西？没想过；写了这些东西干什么？不知道。只是写了放起来，又写了再放起来。直到二○○二年春天，在北京某大学任教的同学发现了我这些东西，便挑了几篇并说服我同意由他推荐到《文艺报》。这一年三月三十日的《文艺报》用专版发表了我的六篇散文，并配了评论。此后，我就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文艺报》等报刊陆续发表散文。二○○六年，我这些散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乡村记忆》。这时我才意识到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我又把放弃的文学重新拾起来了，而且进入了一种从没有过的被创作激情推着走的年代。
二○○七年，在政协衡水市第三届委员会上我当选为副主席后，又在河北省第五届作代会上当选为副主席。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大爱无疆》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之后，散文集《乡村记忆》又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十月二十九日在鲁迅故里由中国作协和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四届鲁奖颁奖晚会上，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颁奖台上采访了我，当她问我是怎样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回答说：是时代的启迪和生活的暗示成就了这部作品。当时代的信息穿透尘封的记忆，我惊异地发现，那些存活于我旧生活的细节和皱折里的眼神，依然闪烁着诉说的欲望。于是我精心拣拾和整理那些生活细节，让它们把过去告诉现在和未来……
这就是我第三个“十年”的收获和总结。它是属于这个“十年”的，也是属于这三个“十年”的；它是属于我所经历的现实生活的，也是属于我所钟爱的文学的；它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现在和将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