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科：河北故城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河北省作家协会(blog)副主席。主要著作有：散文集《乡村记忆》、《沙漠那边是绿洲》，纪实文学《大爱无疆》、《乡俚人物散记》，文学评论集《朝夕拾穗》、《窄堂碎语》，书法集《中国书法家精品集·刘家科卷》等。曾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

　　我的三个“十年”——一个文学梦的枯萎与复活

　　我的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开始的。那天我以“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的资格，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blog)。其实，我没有上过高中，初中也仅念了一年，能轻易混入“老三届”，是因为高考政策对我们这些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放得较宽。那一年我已是干了十年庄稼活的农民，在录取率极低的情况下能考上大学，却是得益于我始终钟爱的文学。

　　我从小就做着一个文学梦，这个梦做得很长，当了十年农民也没有醒过来。一九七○年在海河工地上，难以承受的超负荷劳动使我萌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参加“海河创作”，借此逃离工地。于是在寒冬腊月的工棚里，连续十几个深夜的苦熬，出笼了一篇名为《闯流沙》的反映根治海河的短篇小说。就因这篇小说，我真的脱离工地参加了衡水地区组织的海河创作学习班。此后，我便陆续在地区报刊上发表一些作品。“文革”后期时兴公社办高中，我竟因这点“文名”被聘为高中民办教师。以我的学历，只能教高中的语文或政治，就是语文政治也只能现学现卖，为此我自学了高中文科的课程。那次高考，我数学只得了六分，而文科成绩突出，且总分超出了规定的分数线，有幸被河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当时我想，我因文学而考上大学，大学也会圆我那个文学梦，此后我更视文学如生命。

　　大学四年是文学的四年。在我入学后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刚刚解冻后的祖国迎来了文学的春天。《人民文学》、《诗刊》等文学刊物相继复刊，《十月》、《中国作家》等新的文学期刊也相继诞生，震动中国文坛的文学新作接连问世。我几乎天天为文学而激动着，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经典著作，大量阅读那些文学报刊，挤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我发誓要把那个文学梦变为现实。可是四年下来，我收获的不是文学创作，而是对文学创作的失望。我发现，用学到的理论去指导自己的创作，反而写不出东西来。当文学蒙着朦胧的面纱时，我激情满怀地急追不舍，而文学与我素面以对时，我却是木讷和茫然。一度苦恼之后，我转而投入作家作品的研究，写起文学评论文章。这一转就是十个年头。一九八八年，我回过头来整理自己的评论文字，发表过的文章也有两大本，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朝夕拾穗》和《窄堂碎语》，而文学作品却没有发表一篇。

　　一九八八年秋天，我进入第二个十年。从这个秋天起，我把文学评论放弃了。当时我下决心远离文学，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年秋收后我把老家种了八年的承包地退还集体，全家搬到城里居住，彻底卸下了“一头沉”的包袱，集中全部精力干本职工作。然而，放弃了文学，却丢不了文学给我的创新理念，放弃了承包地，却扔不了农民的憨厚和实干，因此屡屡得到上级的青睐，一九九一年我被任命为地委研究室主任。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我所在的地区很快步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带领全室同仁走工厂、下农村、搞调研、写文章，向下了解社情民意，向上提供决策参考，我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切入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这让我深刻领略了文学之外的世界，文学背后的世界，文学得以存活和生长的世界。

　　一九九○年，我曾被安排到故城县的北官庄蹲点，在那个穷困偏僻的村子里一呆就是一年。我天天和村里人吃住生活在一起，俨然一个农民。除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子外，我第一次如此长久地生活在一个村庄里；除故乡的村民外，我第一次和农民建立起如此亲密质朴的关系。这让我重温了曾经的农民生涯，也深化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思考。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我又在深州挂职两年。在那里我与参加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农民交朋友，与正在进行大面积改制企业的干部职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无论蹲点或挂职，我都把它们与我调查研究的本职工作紧密相联。我从这些能推心置腹的朋友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社会信息，得以从不同侧面透视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在这十年中，我写了大量调研笔记，在中央和地方几十家报刊发表二百多万字的调研文章。一九九八年春天，我利用休假的时间整理这些文章，发现我写这些东西时，往往会冒出一些形象思维的东西，甚至化入一些典故和文学章句，使这些枯燥的文章有了更多的鲜活和可读性。这似乎也与我那已经放弃了的文学有关。多少年后，我细细琢磨，又有发现，我之所以每到一处都那么执著地了解社会和人生，不仅是我本职工作的需要，而且是我未能完全丢弃的作家的社会责任与良知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九九八年八月，我作为一个地区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干部，被派往日本参加为期一个月的人力资源培训班。由此我进入第三个十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是我有生以来离开祖国到异域生活最长的日子。地域、空间、环境和时间的同步转换，让我的大脑由长期持续的繁忙紧张状态一下子转入一片空白，继而又转到对过去生活的深长回望与追忆。从那时起我发烧似的写起了回忆故乡的文章。我用在日本市场上买的铅笔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写着，一行又一行，一张又一张，一沓又一沓，写了一大摞。回国之后又接着写，虽然又恢复了原来工作的繁杂和紧张，但见缝插针，不放过一点一滴的时间。为什么写这些东西？没想过；写了这些东西干什么？不知道。只是写了放起来，又写了再放起来。直到二○○二年春天，在北京某大学任教的同学发现了我这些东西，便挑了几篇并说服我同意由他推荐到《文艺报》。这一年三月三十日的《文艺报》用专版发表了我的六篇散文，并配了评论。此后，我就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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