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科前些天发在本报“文化广场”的新作《〈光棍传〉序》在编辑部、在深圳文化圈内成了不大不小的一个话题。几天时间内，我听到人人都在谈论这篇“序言”和那部神秘的《光棍传》。

刘家科说：“这是一部书稿，是一个靠讨饭长大的村民，一个一生为最低可能的生存而痛苦挣扎的人，一个一光到底的老光棍，一个没有上过任何学校的文盲，毕其一生写就的一部约200万字的书稿。”这名光棍名叫何二，家住大河沿村，活了94岁，他为该村86位光棍逐一写了传记。刘家科断定这是一部奇书。无缘先睹，我们只能期盼着这部书能早日问世了。

但我敢断定，刘家科此文是一篇奇文。一位作家居然能与一位乡村光棍保持20年的友谊，这本身就够神奇的了，更神奇的是这位光棍居然写了200万字的作品，而且临终托付于他。

刘家科是一名官员，他现任衡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家科的散文，有人称之为白洋淀派，有孙犁遗风；也有人称之为官员散文。其实，普通的所谓“官员散文”，视角往往是居高临下的，作者很难体会草根阶层的情感生活。而刘家科的散文写的偏偏都是草根阶层的生活，比如他新出版的散文集《乡村记忆》，写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华北平原的乡村少年的成长经历，写华北农村的生活情状和民风民俗，当然还有大平原上具有典型性的又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百姓。

刘家科的散文是那种叫好又叫座的散文，既表现了主旋律，又符合艺术规律，官员、评论家及同行们都叫好，普通读者也非常爱读。散文集《乡村记忆》既出，刘家科立即被推到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该书获得了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冰心散文奖；有关方面在衡水召开了专题研讨会，陈建功、铁凝、彭学明、李敬泽、王干、王宗仁等众多的作家、评论家出席；与此同时，有关《乡村记忆》的评论像群星般不断散落各地报刊。

我觉得，刘家科散文创作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做人的成功。我虽然无缘识荆，但我可以想像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对上级不会屈膝仰视，对一位普通百姓，包括光棍、乞丐，也会善而待之。《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是这样描述刘家科的：“他看起来少言寡语，一双眼睛总是笑眯眯的，透着洁净、真诚，但绝不木讷，有神采，让人感到他是个有内秀的人，也是个有意思的人。”刘家科的散文受到评论家和众多的读者的追捧，但他依然谦虚，他说自己“还是一株嫩苗，我希望在这一片沃土上，继续茁壮地成长”。

由此我对刘家科的生活经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乡村记忆》作品研讨会上，作家梅洁是这样介绍刘家科的：“刘家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生长于大运河西岸的农村。他成年后的经历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10年。第一个10年是农民，其中6年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另外4年是农民身份的高中民办教师；第二个10年是政策研究工作者，其中7年是按部就班的调查研究工作，另有3年是到农村基层蹲点和挂职锻炼；第三个10年是组织工作，这10年是一以贯之地在做党的组织工作，做干部工作，做人的工作。除去三个10年之外，那就是4年的大学生活。”刘家科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没有忘记自己的农民朋友，包括那些看起来非常贫贱的乞丐和光棍，他的文章，字里行间透出的都是一股乡土气息。他说自己喜欢农村生活，“不是对农村生活简单的偏爱，我自认为这种经历让我看到了农民生活中一些不容易被察觉的东西。”

刘家科与文学结缘，是从评论开始的，他大学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文学评论。毕业后，一直业余从事文学评论，其重点是诗评，出版过《朝夕拾穗》和《窄堂碎语》两部文学评论集。但从2001年开始，他创作的重点转向散文。我以为，他的心中有一股浓郁的乡土情结，他必须借用散文这种形式来倾诉和化解。几年来，他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人民日报》、《深圳商报》等报刊发表散文作品40多万字。已出版《沙漠那边是绿洲》和《乡村记忆》两部散文集。

刘家科的作品之所以能受到广泛的欢迎，跟他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有关。他强调散文是一种记录，他喜欢采用白描的手法，而这些，都跟孙犁有关，刘家科承认，他确实受到了孙犁的影响。

刘家科总结过自己的创作经验，即是他坚持四条理念：百姓的生活比作家的想像更精彩；记录比任何描写都更容易逼近生活的真实；心灵的沟通，最短的距离是直线；散文的魅力在于作品的个性。他非常善于把朴实的人物及生活嵌入读者的思想甚至灵魂。比如光棍何二，读完《〈光棍传〉序》后，这个人物形象在我们的头脑中久久萦绕，挥之不去。

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令人唏嘘，令人感慨，农村生活更是如此。传统的乡风乡俗正在离我们远去，刘家科应运而生，他用文学的记忆让这种传统定格，他的记忆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财富。

心与心的沟通最近的距离是直线，心与心的碰撞可以跨越时空超越贵贱。这就是《〈光棍传〉序》能在深圳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我们与刘家科一样期盼着《光棍传》早日面世。
 

作者:■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