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定是想帮你上市的财务顾问说的吧？公司真要正规化，不一定非要上市。我知道餐饮生意现金收入多，因此餐饮行业瞒税很普遍。可是如果你不想瞒税，不需要用上市来逼自己呀。这等于一个人为了不犯罪，非要住进监狱里一样。”

张勇说了实话，他总有一种无形的恐惧。其实，当海底捞开始走向全国时，张勇的焦虑感就越来越强烈。

他心底更深的焦虑来自非商业因素，“我们海底捞是一个平民公司，没有任何根基，没有任何背景；现在做这么大，而且会越来越大。生意越大，麻烦越多；如果我们是上市公司，碰到惹不起的人和麻烦，可能就多一层保护，至少上市公司的地位和社会股东也会帮帮我们。”从外因上说，错过了“时间窗口”，等领导改了主意，以后想上市也不一定能上了。

企业价值之“锚”

国外研究显示，职业经理人可能会因短期业绩要求而过度投资高风险项目，而企业的直接所有者则普遍采用长线的投资策略，因而能更好渡过经济危机时期；而且，私人企业在危机期间提高债务水平，表明当金融机构收紧信贷资源时，他们比公众企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

对于许多个人拥有的企业而言，企业价值包括家族财富、价值观、品牌等等，企业的兴衰决定着企业价值的存续，所以战略就往往会倾向于保守。上市公司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而在非上市企业内，员工可能是几代人都跟随创始人及其家族工作，像家庭一样相处，企业自然就不会轻易随经济形势而做出裁员决定。

基业长青的企业会让利给利益相关者，更关注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因此他们的短期利益不一定是最大化的。在这样的企业中，企业本身的价值就像锚，指引着企业的管理模式。

然而，在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这种锚还未形成。这些企业在战略上则呈现出与西方企业迥然不同的特征：从矿产到房地产，再到金融、小贷，他们跟风投资，呈现出“羊群效应”。这与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有一定关系。企业在产权保护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太多动力去考虑五年、十年的规划。

之所以在中国，许多非上市企业也出现这种短期导向的战略导向，也是因为企业主在战略选择上充满机会主义。

有待改善的融资环境

私人企业引入公众投资者之后，可能会存在大股东、小股东利益的冲突；在这个时候企业需要转变观念，上市公司与完全的私人企业不同，应当尊重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国内存在很多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母公司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事件；但小股东利益受损，就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价值，影响企业的品牌和声誉。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很不完善，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也使得股市的发展很不理性。证监会应该去确立规则，应该去监管内部交易，监管报表的真实性等等，但企业是否愿意上市，以何种价格发售股票则应当让企业和市场来做决定。股票的价格由投资者的判断和企业价值决定，政府无谓的干涉反而会使得股民对政府形成依赖，减少对股市应有风险的估计，认为炒股出了问题可以去证监会游行来解套。

政商困局：关系妥了，心态乱了

自古以来，中国商人对“政治”及其代表的权力都表现出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他们通过与权力的默契和交换来获得财富，但他们难以获得与自己的财富相匹配的权力，朱元璋可以凭一道圣旨就收走沈万三的聚宝盆，这个充满隐喻的传说始终困扰着中国商人对财富所有权乃至个人命运的判断。但为了保护其获得的财富，又不得不维持这种关系，于是，在特有的政商环境中，“官商勾结”的负面舆论便出现了，企业家形成了新的原罪，在搞定政商关系的同时，也失去了人们对商人阶层的好感与信任。在这种次生环境中，他们更加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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