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发现，针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企业家的一些观点是，第一，“原罪”问题的发生，很多情况是基于当时不规范的制度，许多当初创业的人只是钻了不完善制度的空子，不能只归咎于企业家；第二，“原罪”也分为轻重，偷税漏税和杀人放火性质的原罪是不一样的，应该区别对待；第三，应该区别不良民营企业家和整体民营企业家，不能以片面概括整体。

而对于公众常持有的“为富不仁”、“仇富”等心态，企业家们表示感到很无奈。他们觉得，一方面公众没有看到作为富人阶层的民营企业家是用其冒险、创新和努力换来的回报，没有看到企业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确实有些民营企业家有暴发户心态、不顾道德法律、官商勾结、生活腐化，在社会上树立了不良形象。但是，他们认为公众和媒体应该认识到，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给企业家安全感

政治支持、公众尊重、法治保障，这是企业家安全感的三大基石。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对民营经济的支持长期停留在文件上无法贯彻；各种各样的“事件”使得法治保障成为空谈；官方的暧昧，导致民间“打土豪分田地”心理不断深化。

在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较多对于国企改革的论述，并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形式。事实上，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并不是新鲜的事物。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告里面曾提及：“除了极少数要有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都要实行股权多元化”。股权多元化就是混合所有制。此次之所以“旧事重提”，则是因为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国进民退”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趋势，上述改革并无贯彻实施。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到了独立审判，但是却不愿意触及和反思许多企业家争议事件的问题，没有明确地把这些事件理清楚，没反思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处理的方式就是错了就错了，偷偷地改掉，但偷偷地改革是不行的。一些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的心理没有变，如果不把这个心理扭转过来，就没有办法消除企业家恐惧。

问题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法治完善作为配套设施，企业家无法真正“放心”。

当下，中央已经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继续加强改革的权威性，这无疑为生活在不安全感中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们注入一剂强心剂。然而，也有分析指出，新一轮的改革是一种集权式的改革，因此需要提防改革过程中权力可能会被滥用。

在吴敬琏看来，这个问题需要辩证来看—

首先，改革必然会触动现存的利益格局，它需要一个权威。比如俄罗斯的体改委主任曾说，他们制定了很多不同的计划，结果都是白说了，根本出不了克里姆林宫的门。

然而，为经济改革强化权威，与政治改革的目标又是不同的。把什么事都集中在党中央，跟邓小平政治改革的第一条就有矛盾的，也就是党政分开。

改革措施要执行下去，确实需要很大的权威，强化权威又与政治改革目标相矛盾，怎么办？吴敬琏认为，或许只有在强化法治的基础上树立权威的政府，才能为改革地顺利进行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道德困局：道德有了，战略乱了

或许是中国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直到今天，人们审视商人的时候总是有一种防备心理，对商人群体道德素养始终怀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加上商业本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性和社会主义体制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天然错位，使中国商人的伦理地位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近年来，食品安全、民营医疗、集资等负面事件频发，市场与伦理形成尖锐的冲突，企业家行走在市场与伦理的断裂带，即便是小心翼翼，也总是担心不经意踩到火山口，身败名裂。而人们对企业家的道德要求，甚至已经影响到企业战略，偏离市场。

被伦理偷窥

艳照门、强拍门、诈捐门、捉奸门……近年来，各种门“洞开”，个人隐私随时可以被门外的人偷窥，以至于举手投足小心翼翼。企业同样存在“门”的忧虑。

汶川地震，万科捐款200万元，引发网友的质疑、不满、嘲讽、谩骂，由此，万科也卷入一扇门—万科门。而似乎从此以后，万科的社会责任也成为人们紧盯的一扇门，以至于企业管理都会受到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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