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策略乃是双向进攻：马来亚当时的总理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是一个个性友善的贵族人物，欣赏美女和快马，李使他相信，防止共产主义革命在新加坡发生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联邦，并使李成为新加坡的首脑。就在与拉赫曼进入秘密谈判之际，他却又警告自己党内的左派同僚说，一个泛马来亚的联邦政府很可能会镇压他们。这些人的反应恰是李所暗中希冀的：他们反对李与马来亚合并的提案，并因此造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分裂。
这时，李主持了一次关于合并的公民投票，公投所提供的选择，仅仅是在与马来亚合并时，应该取对新加坡较佳的条件还是较差的条件。各家报纸都得到了内部通知；这位当初鼓吹强劲自由媒体的急先锋，此时警告说，任何有损新加坡与马来亚关系的言论报道都会“直接作为颠覆考虑”。〖注⑷〗投票是强制性的，空白票一律计为同意合并，同时就有谣言流传，说是所有的空白票都会受到追查和惩罚。人民投票赞成了政府的合并计划。一百三十三个曾经反对合并的活动家、新闻界人士和工会领导人自然是按步就班地被投入了监狱，有的一直到 1965年以后还在监禁中，而这个合并到那时已经破产，新加坡已经与马来西亚分离。
人民行动党中的左派分子发觉他们无法再忍受李，下决心组成了一个新的党，即由林信雄（译音）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这样一来，李就有麻烦了。自治后的新加坡当时仍然是民主制度，而比起李的人民行动党来，社会主义阵线的民众支持率要高得多。李必须解决他们，而且任务变得紧迫了。于是，他提出重新举行大选。只不过，这是一次〔布置得〕相当单一的大选。因为李此时已发展出他自己对民主的理解。早在1960年，他已经告诫新加坡的政治家们，“所有这些关于民主权利，关于自由主义的放任政策，关于自由与人权的言论，面对一个以地下斗争夺取政权的严酷现实时，只可能困扰有教养的英语世界（the English－educated world）。”〖注⑸〗有教养的英语世界〔原文这里的八个字有着重号。——译者注〕！这也就是说，李自己的世界。而他政治上的主要对手都是有教养的汉语世界的政治家，享有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这样的事实将如何适应于亚洲人并不认真需要民主的说法呢？无论如何，李光耀处理这段历史时表现了相当的技巧。他的自传描述的全部都是他自己巨细无遗、周到备至的竞选活动，从乡村到学校到城镇的中心广场，马不停蹄好几个月。据他自己说，他都快成了“大众政治明星了”。他还声称，当社会主义阵线的支持者对他挑衅时，他有本事将群众注意力集中于对方，使他们成为靶子。他回忆道：
“嘲弄和呼喊停止了，集会场合成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我在他们的威胁面前善于应变、坚定不移，无论那些威胁多么粗暴无理；这样我就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形象和立场，因为我表现出充分的准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回头。”
李在回忆录里避而不谈的细节显示了〔历史的另一面〕，即他如何从根本上阻止了社会主义阵线党参加竞争的可能性。与李光耀本人巡回四乡游说竞选的活动相反，当时官方限定的竞选期只有九天，其中还包括好几天的节庆安排。曾遭到过羁押的人被强行阻拦，无法进入登记处注册为候选人。公共场合的集会许可几乎不可能取得，反对党的印刷设备被封锁，连悬挂标语的许可申请都被官僚程序拖得遥遥无期。七个左派工会被解除注册，有三个工会的银行帐户遭到冻结。〖注⑹〗
最后，终于实施了一个用以结束长痛的致命打击——“冷库行动”。1963年2月2日凌晨，370名新加坡警方和133名马来亚警方人员突然袭击了169名经过筛选的“亲共人士”。其中115名在当天夜里即遭拘捕。行动的借口是在文莱发生的一场未遂起义，文莱那时还是婆罗州（今加里曼丹）北部各州马来诸苏丹管辖区之一，要到1984年才会获得独立。藉口新加坡面临类似起义的危险，李使拉赫曼和英国人同时相信，拘捕所有亲共分子非常必要。在其自传中，李声称这个主意是拉赫曼提出的，他自己不过是个态度勉强的合作者。这与李的批评者对于该事件的记忆并不相合。李和拉赫曼在一起的时间恐怕多半都花在确认最后投监的名单上了。只有当时的英国代办，塞尔科克爵士（Lord Selkirk），曾力图区分政治威胁与安全威胁之间的不同。无论如何，这个“冷库行动”奏效了：人民行动党在那次大选中获得了五十一个席位中的三十七席。
林信雄（译音）的命运相当凄惨。在昌义（译音，Changhi）监狱度过的四年，穿插着长期的小号单独监禁，使他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废物。他哀求李释放自己，同意在放弃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悔过书上签字，并保证好好生活，今后概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李坚持要有一个电视直播的忏悔。林氏无法承受这样的侮辱，在牢里度过了另外的三年，等到终于被释放时，他已完全崩溃了。这大概可以算作是为对手留面子的某种亚洲价值了吧。
李光耀从他的左派敌对者那里学到了哪些特别的东西呢？他的自传在这方面表现相当不错。在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里，李从左翼联盟那里得到的启发，与他访问梵帝冈时的观感融合在了一起。漫步在圣彼得广场，他“快意”而不无惊讶地发现教皇坐在敞篷轿子里，正由瑞士卫士抬着从广场经过。站在附近的修女们“欣喜得几乎要晕倒了”。接着，就是那无从模仿的李光耀文体：
有了和共产党人一起集会游行的经历后，我总是本能地注意着带头的啦啦队。我在所立之处的上方找到了，合唱队的男孩子们正站在廊柱顶端的半圆形唱台上。早在共产党人之前，罗马天主教廷就已经长期以这种方式动员群众。教廷必定有很多秘诀，方能长存将近两千年。我还记得曾经读到，一个新教皇是由一百个红衣主教选出来的，而这些红衣主教本人又都是由此前的教皇任命的。这一记忆对当时的人民行动党提供了重要帮助。
你也许以为，这样的观感只可能出于黑色幽默。不过，李从未以其幽默感而著称。李说：“从罗马回来不久，我就正式提出，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应当采取选举教皇的那种制度。…我们终于完成了那些必要的变更?
马毅仁 Ian Buruma 是居住在英国的记者、作家和亚洲政治和文化的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