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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毅仁:成者王侯(关于wsn李光耀的故事)

意义上,英国人始终是李光耀心目中完美的化身——这当然不是指今天的英国人,那些颓废的、后帝国时代的软脚骨,而是说那种老派的英国人,在赤道附近的酷热里坚持西装革履,硬着头皮承担所有白人虚荣心的负担。“秩序,实力,效率”,从来就不是让亚洲人特别引以自豪的重点,倒是在英属殖民地的印度上流社会更为典型;同属这个来源的还有一个说法:殖民地人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具备参与民主制度的素质(ready for democracy)”。这才是李光耀的新加坡追随的模式。只是比起当时李的共和国即将实践的一套,印度殖民地上流社会的晚期倒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了。

不过,亚洲确实也有过自己的秩序典范,使李可以对其表示热情。1942年,从日军长驱进入新加坡的那一瞬间,欧洲人的高大形象就被粗暴地一脚踢开了,原来的昂然耸立突然间显得毫无根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武装部队,被一队人数远少于他们,但却有秩序、有实力、有效率的日本人制服了。阿瑟·派尔塞沃,一个没下巴的家伙,穿着短裤,向脖颈粗壮的山下将军正式投降。这是大英帝国一个不幸的屈辱象征(这一景象已被塑成蜡制图像,永久性地保存在新加坡的三头沙岛,Sentosa Island,成了一个特别吸引日本游客的景点)。用李的话说,“英国人制造了一个他们生来就高人一等的绝对神话,大多数亚洲人都信了,以为向英国人挑衅是绝无希望的。可是现在就有一个亚洲的种族敢于蔑视他们,同时也就粉碎了那个神话。”

对于主子的更换,李光耀反应及时,他决定学习日语,并在日本人的宣传部里找到了一份英语编辑的工作。后来他在黑市交易上干得也不错,增加了不少收入。考虑到李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文风,这些往事的陈述既可能使宽容者看到些精神力量,也可能让不那么宽容的读者不寒而栗。看看关于战时黑市的一段吧:“那是个不可能失算的情况。所有的东西都供不应求,而且货源越来越少。…我先是设法弄到了一些本钱,很快就积累得越来越多了。”

当然,我们不难预料,日本人所灌输的严酷纪律才是所有印象中最深刻的。“日本人军事行政部门的管理方式就是散布恐惧感。它根本不以任何文明行为的假象来遮掩。惩罚的酷烈带来的是极为低下的犯罪率。”是不是如今回忆起日军的残酷时,李仍然会颤栗? 当时的经验是否曾软化过他的立场?根本没有的事。作为对日军方式的见证,李说,“我从来不相信那种人,他们主张在犯罪和惩罚上采取温和方式,说什么惩罚并不能减少犯罪率。这绝不是我在新加坡的经验,不管是战前,日据时期,还是战后,从来不是这样。”这里,耐人寻味的不在于李的说法是否正确,而在他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恰恰产生于日据时期这个特定的生活侧面;其实,这感觉的产生应当也包括了此前的英国殖民地时期。

日本人倒是毫无疑义的亚洲人。可是,要把战时日本皇军的作为等同于“亚洲价值”,恐怕我们就要对亚洲文化感到极其悲观了。何况,李从来不是因为日本人也属于亚洲人才特别钦佩他们的,他是因为他们的毫不留情。这并不是说他就喜欢日本人。事实上,他从来的表现都是更喜欢英国人。但他确实尊重日本占领者。他当时是否认为日本人是他的敌人呢?说到底,那时日军对当地华裔格外残忍——主要目的是为了恐吓马来人。

这就直接转入了李最为令人惊异的地方。他花费了毕生精力与真实的亦或想象中的敌人作战,可他的作战总是藉窃取对方的优越性来完成;这样,到最后他总象是沐猴而冠,拙劣地模仿着他的敌人。作为一个华裔,一个“英国化了的中国人”(他自己的说法),他基本上不可能支持日本占领军,可他竟在他们的宣传部门工作,欣赏并且模仿着他们的严酷训戒。作为一个左派民族主义者,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时,他必须反对英国人,可就在反对英国人统治权力的同时,他却和他们合作以镇压本地的竞争者,更有甚者,在殖民者撤离后,还保留了他们最具压迫性的各种制度设置。

李的后期政治生涯主要是与共产主义者作战,特别是与那些他认为必须要贴上这个标签的人作战,可他是利用了这些人才攫取了权力,而且模仿了他们的组织形态和大众化的宣传口吻。如果这里有任何规律可寻的话,那就是李对强权的尊重,对所有那些能施展强权者的尊重;还有就是他的急切,急于学到那些用以维持强权的手法。李的霸道和所有的横行霸道者一样,是专门为那些比他弱、不如他残忍的人准备的。

李自己也总是觉得不舒服。从字里行间,或者他采取的行动,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恐惧,生怕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强权者。第一次作为政治家上电视时,他自己都被自己的形象所震撼,因为他看上去与一个咬牙切齿的黑社会头目极其相似。他的历程一直是政治上的辛辛苦苦,极少乐趣。没有女人,没有音乐,没有酒,没有艺术,没有电影,没有小说。也就是定期打一次高尔夫球而已。可以说他是个工作狂,再加上点市侩的平庸。然而,有关李的轶闻逸事表明,他的自我约束完全可能让位于对自我利益的考虑。1946年的李是个有特别奖学金的学生,乘船前往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后来又转到剑),那时他的举止相当出格。一个同乘一艘船的旅伴后来回忆说:

淡水是严格定量的。我们六个人一间舱房,服务员每天清晨送来三桶水,每人半桶。可是,哈瑞却在早上五点或者六点就爬起来,把他那个舱房的三桶水全用完,还要再到别的舱房去拿。这当然弄得他非常不得人心,不过,他看来也并不在乎。〖注⑵〗

讨好人心从来就不是李的作风。他更愿意令人畏惧。

李光耀的这本自传大部分都在讲他与共产党人及“共产主义分子”为敌的关系——本册叙述到1965年,恰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之际(下册尚未出版)。 1950年返回新加坡时,他用典型的李光耀语言保证,他毕业的那个剑桥大学“并不同于那些毛头小伙子的剑,那些人只想享受一段好时光,互相之间以附庸风雅相标榜。”李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急不可耐地盼着独立,而且,据他并无丝毫自嘲意味的回忆,他那时曾极度反感新加坡本地的“低劣媒体”和政治家“毫无新意的演讲”,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挑衅英国人的高人一等”。简言之,他饥渴难耐地向往权力。可是要获得权力,他需要左派的帮助,因为只有左派有能力号召当地的广大华裔群众起来,反对英国的统治。

说汉语的华裔占新加坡人口的大多数。李则属于极少数由英语教育培养的精英集团。那些受中文教育的工会领导人和马来亚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们,可以汲取华人民族主义的渊远源泉。他们说的是汉语方言,同时还现成地分享着毛泽东革命成功的威望。而李那时的汉语还“非常可怜,几乎就是相当于无”。1955年和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谈话时,他很简洁地总结说:

任何人要想在新加坡领导华裔人口,就没法反共产主义,反不起。华裔对中国特别自豪。如果我必须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之间作选择,我就会选共产主义,绝大多数人都会跟我一样。

然而,就在如此声称的同时,李正在与英国殖民当局拉关系、套近乎,以便共同对付左派,而左派则在组织各种反对殖民地制度的罢工罢市。李于1954年创立了人民行动党,这时,他首先邀请威信最高的左派分子,如林信雄(译音,Lim Chin Siong [林清祥] )等人,加入这个表面上似乎和左派一致的政党。然后,他又引导英国当局相信,只有他才是唯一值得考虑的将来新加坡独立以后的新领导人,因为他的宪制策略绝对不同于左派煽动乌合之众、诉诸暴力的方式。李希望英国殖民当局帮助他从人民行动党中清洗掉那些在群众中最有号召力的对手,但又不应在这些对手还未为他所充分利用之前就动手。当这些人为人民行动党赢取了广泛支持,有效地削弱了英国人的统治之后,至少是在私下的场合里,李并不反对英属特种机关(British Special Branch)把这些激进分子投入大狱。如同描述战时与敌伪合作以及他的黑市收益那样,他再次以手术施行式的不动声色观察道:“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分子对现行法律的破坏并诉诸暴力,我的方式并不可能取得效果;只是在经过了对比之后,我提供的选择才显得不那么令人不快,结果英国人接受了我。”如果李真的如他的崇拜者所说的那么杰出,则他的杰出性就体现在这些马基雅维里式的玩弄权术上。正是他对自己两面三刀的奸诈所表现出的那种赤裸裸的、近乎童稚的快感,才使这本拖蹋沉闷的自传成为极其耐人寻味的历史记录。

不妨看看下面的例子。1957年,李到伦敦讨论新加坡的新宪法。〖注⑶〗那时的方案是,新加坡将成为一个自治领,英国将继续对其实施政治上的“监管”。李拜访了英国当时的殖民大臣博伊德(Alan Lennox-Boyd),他们在后者位于伊汤(Eaton Square)的私宅会面。让座奉茶后,博伊德向李提出,凡是曾被英属当局因颠覆活动起诉的人,都应当被禁止参与在新宪法下进行的第一次选举。李表示了反对。这种对权力的滥用同样可能施于民主派。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那个年轻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博伊德于是问道,如果李那些受过监禁的党内同志们参加竞选,结果会怎么样;李说,他们肯定会成功地赢取所有席位。这时说话的是那位相当现实的李。博伊德就说,既然如此,这些人就必须排除在竞选活动之外;李回答说,那他当然还会表示反对,不过不会很强硬。此刻发言的,已经是那位马基雅维里式的李光耀了。事实是,即使李光耀真的曾经信仰过民主,这个侧面也很快就从他的生活中隐退了。那位具现实态度的李光耀则常常屈服于偏执妄想。只有其马基雅维里的本性,几乎从未更改。

(三)
共产主义者可以用高效、无情的训戒加以管束。李光耀激赏这一系列品质。但是,在自治政府的早期岁月里,究竟有多少李的政治竞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呢?毫无疑问,有些确属共产分子。而林信雄(译音),当时最活跃的政治家之一,则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很多当地中文大学的激进分子们都是大中华沙文主义者,但却未必就是共产党战线的一部分。何况李的主要竞争者,前市长王永光(译音),其实是一个温和派,他对李构成的主要威胁就是他在选民中的巨大威望。可是,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担任总理的那一刻,就始终摆出一副新加坡正受到共产阴谋全面侵扰的架式。他不厌其烦地谈论着“敌人”,“赤色分子”,“共产党人”,还说,要不是他立场坚定,这些人早就“收拾”他了。他向英国人,也向马来西亚政府明白地表示出,只有他自己,李光耀本人,才是处于良好秩序和暴力革命之间的唯一力量。他收拾竞争对手的方式既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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