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旅加学者

2011年新加坡大选落下帷幕，自1965年一直执政至今的人民行动党再次毫无悬念地获胜，在87个直选议席中获得81席。

尽管自独立伊始就实行普选，但在李光耀的精心设计下，新加坡大选在更多时候被国际上看做“民主花瓶”：人民行动党占尽规则优势，反对党本就孱弱无比，再加上被套“小鞋”，更是未战已败，未败已怯。在今年3月以前，反对党全部议席数被宪法约束为最多6席，而直选议席近几届反对党一直只能获得2席，甚至直到2006年，反对党还在总共84个直选议席中只能凑出47个挑战组，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获得的议席高达37个——即使如此，已被当时的新加坡政论家惊呼为“反对派前所未有的积极参选”了。

新加坡的直选“花瓶”程序设计可谓煞费苦心，除了前述宪法中的反对派“席位帽”外，多达12个议席为官选或非选区议员，实际上由人民行动党任意指派；在直选议席中，相当一部分被以“种族平等”的冠冕理由划入“集选区”，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集选区数量不断上升，最终达到3/4的上限。在这种集选区里，4-6名议员必须组成团队参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且团队中必须包括特定民族的成员，这对势力单薄的反对党而言，无疑是极苛刻的要求。除了这些“硬杀伤”外，选举法中对竞选造势宣传缺乏限制、约束，这显然有利于掌控传媒、资源丰富的执政党。

在独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显然缺乏公平的“花瓶选举”并未受到多少非议，这是因为人民行动党政府治国有方，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占人口大多数的华裔对政治活动兴趣也并不大；但随着时代的推演、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民行动党的世代交替，新加坡民众的政治热情日渐高涨，对这种“花瓶选举”也越来越不满意，要求更多政治选择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自上届选举起，李显龙政府就开始缓慢地推行政治和选举制度改革。此次大选前，这种改革的速度有所提升：今年2月24日，新加坡公布选举“地图”，宣布削减集选区，增加单一选区，并减少集选区团队人数；3月，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反对党议员人数从“最多不得超过6名”变为“最少不得低于9名”，反对党的影响得以扩大。不仅如此，选前还规定了所谓“冷静日”，选前一天的竞选造势和宣传活动都被禁止，这些显然有利于反对党。

与此同时，反对党的力量也在壮大：上届大选参选反对党仅3个，而本届已增至6个；上届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的席位多达37个，本届则只有5个。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同时派团队参加4个单选区、4个集选区选举，并喊出“迈向第一世界国会”口号，不仅在8个选区得票率均超40%，还取得一系列标志性胜利，如秘书长刘程强攻破外交部长杨荣文把守的人民行动党“铁选区”阿裕尼，和东海岸5人集选区的获胜等。

李显龙的风格和乃父有不少差异，在确保人民行动党掌权的前提下，他更愿意给反对党较多活动空间，尽管过程漫长曲折，但执政党显然已经意识到，时代变了，政治思想和结构也必须与时俱进。

然而这个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新加坡选举体制中最大的弊端——得票率和议席数不成比例，却没有丝毫改观：反对党的总得票率将近40%，可获得的议席却连10%都不到，在未来的日子里，反对党和执政党势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交锋。

尽管对于选举结果，执政党和反对党都表示接受，但未来执政党能否继续容忍议席减少，而声势大振的反对派能否安于这种缓慢的议席增加，“选举花瓶”一旦满溢，各方将如何应对，都尚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