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把公元1000年的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横截面作为一个起点进行纯逻辑的因果推演，没有人能推出谁必定能进入所谓的“现代化”、谁又必定与现代化无缘，甚至谁会先进入现代化，也未必可以断定。尽管现在我们在谈西方现代化过程时，完全可以把那一段历史作为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经验事实来建构因果链条，从而作出一系列解释来描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起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源于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起源于“罗马法个人主义”，起源于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或者希伯来的终极关怀等等。这些话都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理由都是经验意义上的理由。任何人都很难说，其中哪个理由就决定了西方人“必然”建立起近代文明，同时也很难说，其他民族比如中国人就注定不能建立。明清以来中国落后了，对此应当负责的是雍正、乾隆这些当时人与万历、崇祯这些近古人。我们不能一方面以孔夫子或者秦始皇造成的“文化传统”来为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负责，另一方面却把身后不久即乱世的清代诸帝说成个个圣明——像今天的时髦说法那样。

经济观察报：近代的落后，应该是以正在被我们美化的清代统治者的责任为主，那么未来中国的兴衰，责任就在我们这代人？

的确。根据同样的道理最后我要说，中国的今天不管是好是坏，应该对此负责的主要是现代人，其次是近代或明清时代的人，孔夫子和秦始皇不管是好是坏，我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无关紧要的。反过来说，未来的中国是好是坏，主要的责任者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活着的各位。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我们所有人对中国未来的好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未来中国的好坏不是取决于孔夫子和秦始皇，甚至也很难说取决于马克思等等，就取决于我们此时此刻的选择。

综上所述，从普世的人文主义立场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物是可以给予价值判断的，它们有好坏、善恶之分（当然不能简单化为好坏两极），用历史学的行话说也可以称为“进步”与“落后”之分。在这里我们要反对那种混淆是非、不管黑白的犬儒主义历史观或曰历史的价值相对主义，也反对导致这种价值相对主义的、鼓吹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文化相对主义”。我们在承认民族性无优劣的意义上承认文化相对主义，但这只能意味着“无优劣的（民族标志）就是文化”，而不能把有优劣之分的东西（例如“制度”）说成是“文化”并进而运用相对主义把它说成是无优劣的。

但是，价值上有优劣之分，不等于客观进程中存在着由劣到优的“客观规律”，当然也不存在反向的“客观规律”。换言之，作为“客观规律”的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倒退论或历史循环论一样都是不成立的。事情可能由好变坏，也有可能由坏变好，这取决于作为进程参与者的人们的选择——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当然，他们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自主，但也决不能说他们似乎只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或“特殊的文化基因”下的程序机器。他们的选择概率地而非必然地受制于已有的“前因”，因此直接造成这些前因的人、即过去的选择者也有间接的责任。对于“前因的前因”依此类推，前人的责任也相应地越来越间接以至于近乎无意义。以这种“近乎无意义”的终极前因来开脱自己的责任是不对的——这个历史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直面历史、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经济观察报：在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喜欢把处在所谓“儒家文化圈”中的新加坡、韩国这样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说成是儒家式的现代化，其实它们有多少真正的儒家色彩？正如您曾经提到的，人们惯常使用一些“文化”符号，而它的真实含义事实上已经大相径庭。

韩国我不敢妄言。至于新加坡，到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虽然统治者是华人，但文化上绝对是“去中国化”的。它虽未明说，但实际上实行的文化政策是:“承认英马华印四元文化，以英为首，马华印平等居次”，绝不承认华文化有任何特殊地位。新加坡承认四种合法语言，但实际上只有英语是“官方语言”，占人口80％的华人与占人口不到10％的印度人的母语一样只有民间语言的地位。新加坡的正规教育几乎是英语教育一统天下，政府与公共服务系统基本都使用英文。新加坡的公共传媒也高度英语化，中文媒体几乎只有《联合早报》硕果仅存。殖民时代一直存在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等）在李光耀时代反被取缔。如今在新加坡只有“牛车水”这样老华人聚居的社区华文华语还像“小印度”这样的社区中的泰米尔语文那样流行，而在主流社区，例如国立大学一带，即便人口构成上华人仍绝对居优，也几乎看不到中文、听不到汉语。其“中国文化”的色彩绝不比韩国的首尔或越南的胡志明市更浓，而绝对比台港乃至欧美各地的华埠淡得多。即便在保留传统中国道德伦理方面，新加坡也远远不比台港，只是与大陆文革式的“传统毁灭”相比，新加坡华人的传统道德还算有所保留，但也未必比该国马、印人对自己的传统保留得更多。

显然，独立后的新加坡掌权者虽然是华人，但文化上的“去中国化”绝对比殖民时代走得更远。也许在制度上李光耀的家长式政体具有中国传统渊源，但是马来、印度乃至欧洲人在中世纪时代不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吗？说李光耀搞的是专制资本主义还可以，说它是“法家资本主义”（秦始皇式的而不是孔孟式的资本主义）也还有点像。但说这是“儒家资本主义”，除非你认为专制就是儒家、儒家就是专制两者完全是同义词，否则新加坡的资本主义怎么会比“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意矣”（晚清儒臣徐继畬评论美国的话）的民主国家更“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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