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价值观讲，我如前所述，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中餐西餐可以各有所爱，但饮食自由无疑比饮食专制好。基督教与儒家各有千秋，但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当然比异端迫害、神权专制进步。崇贤与崇能可以见仁见智，但统治者是否贤、是否能，都应当由公众来评判、挑选而不能强权自封。
第三从因果方面讲，上述“文化”与“制度”并无对应关系，也很难说有什么因果逻辑：不能说吃中餐就会导致饮食专制而吃西餐就会有饮食自由；也不能说重视道德的人就会比重视才能的人更爱好独裁或民主；西方基督教国家今天通行信仰自由，可是当年他们的宗教审判与神权政治也不比今天的一些国家弱。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直探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徘徊，一会儿是制度，一会儿是文化，我们可以得出答案吗？
“制度”既然有优劣，那么它们由劣而优的改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大概就是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徘徊？”但我想，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可以商榷。事实上全球绝大多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都十分艰难。过去史学界有人说：应当研究的不是中国有什么“长期停滞”的特殊性，而是西欧为什么在两百年前能先行一步。因为如果与西欧以外的大多数民族相比，我们未必显得“停滞”，甚至与三百年前的西欧相比，谁显得“停滞”也难说。但是即便说“特殊”的不是我们而是近代西欧，这个“特殊”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我刚才讲制度是有优劣的，也可以讲是进步或落后。但这里讲的落后和进步是一种价值判断意义上的相对“好坏”，这里首先要坚持一种普世性的人文主义立场，要相信评判历史是有是非可言的，不能以文化相对主义为理由否定优劣判断。但是，普世性道义立场决不等于“落后变先进的客观规律”。相对坏的东西被相对好的东西取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应当”的，但不是“必然”的。
有人问：为什么民主制度在西方建立了，在有些地方却没有建立，是不是某种“文化”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民主而我们“必然”不会？或者如果我们不持文化决定论而改持普世性历史决定论，是否就像我们以前的意识形态讲的：全人类都“必然”走上某种金光大道，只有先后的不同？这类问题可以归结为更一般的问题：历史过程究竟可不可以建立因果解释?我们知道在世界上这一直是有争论的。关于历史学，最悲观的说法是历史不仅无法解释其所以然，甚至无法说清楚其然，由于每个人的价值偏见，“客观叙述历史事实”都不可能，更何谈解释为何出现这些事实了。而最乐观的说法则认为历史不仅能够叙述，还可以“科学地解释”，我们不仅能够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还能“证明”其由于某种原因而“必然”会发生，而且在逻辑上，根据这种因果必然性的外推，还应当可以预言未来将发生什么。
我当然不是最悲观者，我以为人们虽不敢说能完全摆脱偏见，但尽量追求客观叙述与不负责任地编“故事”还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虽不能使我们得以“还原客观”，至少应当使我们能够不断逼近于客观。因此我们说历史是可以说清楚的，也就是说历史是可以叙述的。
那么，历史能不能解释?关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历史是可以解释的。生活中很多例子的确表明，许多现象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们是有源头的。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这演变过程是有某些因果关系起作用的。因此经济学界才造出一个名词叫“路径依赖”，而历史学中也有了年鉴学派，这一学派的大师布罗代尔认为，比如欧洲现代的历史，不是决定于拿破仑时代，而是决定于欧洲史前先民，在原始洞穴中画画的那些人，洞穴图画中反映出来的那些人的性格类型就决定了欧洲会走向今天的状况。布罗代尔没有用“客观规律”的说法。但老实说，这段话说的比马克思说的还绝对，马克思还没有决定论到这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