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农村题材小说，但我不是农业问题专家，我不能为农民指出什么道路。但是文学能够记录这一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起伏。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对人、人性、人道和人的精神的认知过程，它是描写人认知人的历史。转型期的社会有多复杂，人就有多复杂。我在乡村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不仅对我的创作有用，而且对我的人生态度有深远影响。要冲破旧有模式，就是要捕捉新生活的暖流，从熟悉中寻找陌生，探寻一些本质性的东西。穿透繁杂的现象。农村干部腐败、一家一户生产的局限、农民负担过重，产业化进程的艰难，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低差。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痛苦。还有哪一时代的乡村比今天更丰富呢？惋惜也罢，忧虑也罢，惶惑也罢，时代的潮流依旧不可抗拒地奔流着，新的产业农民正在艰难的蜕变中萌芽、破土。正是这样的动因，每时每刻牵动着我的乡愁情绪，勤劳勇敢的传统农民的最后消失将是很悲壮的一幕，我们的文学应该记录这个悲壮的瞬间。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温暖而闲适。古老和谐的农家亲情，一直是我们这些走出乡村游子的精神慰藉。市场经济对这个氛围的冲击和破坏，使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从没有过的震荡。农民的命运的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丰富、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的故事和情节、人物性格、心理展示和命运都将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展开。力争写出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塑造出最后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英雄。这个英雄应该有极大的个人魅力，他有对农民和土地超常的爱，但是他农民的式的从商理念和商品世界灵活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他遭受失败的深层原因，但是，他就在痛苦的阵痛中，在失败中站立起来，革命性地完成了农民人格到商业人格的转型。从而完成当代社会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挖掘与重塑。重点写人。通过农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中表现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种种方面，并提出“三农”的深层次的种种问题来。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都要通过写人来提出。写人性。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意识掘进农民的灵魂深处，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重新审视农民的行为动因，给乡土小说赋予新的生命、新的灵魂。
那一年我接受了一个创作任务，到英武山村写一个村官李家庚的报告文学。当我走近这个英雄人物，真正被感动了。这一代人经历了如此深刻而又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历程。看见他，是真实可感的，生长在大地上的，我们有理由为这片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这次采访，使我改变了所写小说《感天动地》的整体构思，用我能调动的艺术手段塑造这个英雄。像这样的新农民还很多，比如吴仁宝、郭凤莲等等。这些新的农民英雄应该进入文学画廊。当然，这个时代还有被毒害、被异化，被扭曲的、堕落的农民。还有从容不迫的小农业生产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庸常日子。我们还要塑造形形色色的农民众相。
现在对现实题材文学创作一些问题，就是把大的事件写的轰轰烈烈同时，忽略细微刻画，忽略人物灵魂的内在嬗变。应该透过这些事件的表层，去写深层变化缓慢的那一部分，比如农民的文化心理的演变，“三农”问题的发展轨迹，民间社会和文化在农民灵魂深处的影响。通过对人物的灵魂审视达到对农民的精神关照。免税后乡镇将大步改革，一些干部要悲壮地推出历史舞台。这里要写出由此产生的尖锐矛盾和矛盾中人的复杂性。
当今中国乡村，任何现象不能涵盖农村的全部。拿出任何一种典型都有另一种典型来否定它。比如华西村，那是个农民的天堂。可是，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吗？只能说是个理想参照。比如西部贫困村，是真实中国吗？还不能说是。所以要把握思想文化内涵，要有敏锐的思想穿透力，整体宏观把握生活。我过去那些作品大多用平视的视角，亲切自然，但缺少高度。要找到一种新的叙事，必须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中国“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村减负问题，费税改革问题，乡镇财政改革问题，乡村医疗保险问题等等，都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把中国农民在时代潮汐的牵引挚动下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坚韧意志、不息的奋争和所遭逢、所承受的曲折、挫败、困顿、辛酸真实客观表达。时刻牢记今天的“三农”问题是由长期历史演变而成的。农民问题不是农村本身，是社会经济结构问题，没有先进生产力和有力制度，靠一个英雄和一个清官，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所以，塑造英雄是呼唤英雄辈出的制度。要有历史的和前瞻性眼光，看待新农村建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眼光不能光提留在现在小农经济阶段，更要看到农业与国际接轨后的尖锐矛盾。
这种关注改革的写作，有一个怎样提高艺术品味的问题。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