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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与其“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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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认为,孔子在接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他坚持中国古代“最好的东西” 又创立了一个“有力的传统”。他觉得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孔子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十分相近,是 一个经济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是一个传统文化面临中断危险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对 传统抱接续的态度。当然,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如孔子以述为作,重新解释前代文化,使得传统不 再陈旧,而获得与新时代相适的新面貌与新内容。他认为中国文化对于当今世界依然有用:“如果 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它们需要内心的和平与幸福,它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 所得。” 对于“中体西用”这个近代社会的重要文化命题冯友兰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需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 技术、工业。 他又说:我们的主张虽与清末人的主张似同,其实大不相同。他们是以为只有物质文明,至于 精神文明,还是中国的好。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到了‘五四’,认为西洋不只有 物质文明,而且精神文明亦高,而且精神文明是基础,故须从精神文明下手。今日照我们说的工业 化,是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也有,而以物质为根据。如有了某一种的物质文明,则某一种的精 神文明不叫自来。 他的意思是,在吸收西方文化时,一方面要看到他们先进的物质文明,一方面也要注意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而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根据。他告诉人们,处在物质文明急剧变化的 新时代,旧文明也将随时而变。事实正是,主张文化变迁,是新儒家的重要思想特点,由此,他们 才被称为“新”儒家,冯友兰的“新理学”才被冠以“新”的定义。 于此同时,冯友兰对“全盘西化”表示反对,又对“中国文化本位”论提出不同看法。他有以 下一段言论:有所谓“全盘西化”,“部分西化”,和“中国本位”等主张。先说“全盘西化”, 此说看来是很有毛病的。如照“全盘西化”的逻辑推下去,则中国人应一律崇奉耶稣教,长袍马褂 也不能穿了,须改穿西装;馒头大饼也不能吃了,需改吃面包。固然主张者原未必就如此主张,但 如以此相问,他将何答?如果他说他并未如此主张,我们很可以说:“这样一来,你不是主张部分 西化了吗?”他只能说“好!那就算我主张部分西化了吧!”但再去问“部分西化论者”,究竟那 些部分应该西化呢?依什么作标准来作选择呢?青年会的人应当信奉耶稣,国家主义者主张应当讲 国家主义,究竟哪些部分应该西化,标准是很难定的。 他认为全盘西化理论在中国是不可以付之实践的。倘若真的去做,中国的文化传统将要舍弃, 民族的命脉根基将被去除,这样也就谈不上中国文化的更新改造。他是主张中国文化变迁的,但他 认为变迁不是不要传统,相反变迁正需要以传统为基础、为归依。变迁的目的是使中国文化恢复健 康,适应时代,永代相传,与全盘西化旨趣全异。 全盘西化论盛行之时,“中国本位文化”论也应运而生。对于这个理论他有自己如下的主见: 再说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人 ,照他们说,我们对于中国旧有的东西,应该是“存所当存,去 所当去。”这两句话,看起来没有一点错,但其不错,一如逻辑中之“甲是甲”,我们在这上边得 不到一点新知识。“存所当存”,当存的还不该保存吗?“去所当去”,当去的还不应该去掉吗? 这真是对极了,但究竟什么是“当存”,“当去”呢?……他们并没说出。此数说都可谓搔不住痒 处。 事实上,不论全盘西化派还是中国文化本位派,都在说“存所当存,去所当去”。但假使上 前问一句,所当存为何?所当去又为何?两个派别都回答不上来。冯友兰这样说,实指出中国20世 纪前半叶中国知识人从事文化改造的一个通病,即对于中国文化的前途,发宣言,作辩论多,具体 细致分析少,较少提出改造中国文化的明确详明的建设性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对中国文化如何 进行现代化建设,还提出著名的“正题—反题—合题”文化改造进程理论。他是这样阐述自己的思 想的:故我们的说法与清末似同,而实不同。若用近来大家常用的名词来说,或即用黑格尔的历史 哲学来说:清末诸人的主张是“正”,“五四时代”是“反”。我们今日的主张是“合”。“合” 虽然 有点象“正”,然而他已包有了“反”在内。黑格尔说过小孩子能说出与大人同样的话,但 大人所说,是包有其一生之经验在内,两者是不同的。 首先他将自己的文化建设论与清末的文化 守旧论区别开来。他认为张之洞等旧儒者,虽处在激烈的世事变局中,但并不打算对儒学做大改造。 他们所处地位以及作为旧时代人的精神局限,使得他们的识力与魄力都不够大。他们赞成吸取西学, 但仅对其中的科技工艺而言。他们对西方政体学理精髓不予理睬,于旧文化格局取消极守护的态度。 因此,他们代表近现代中国文化变迁史“正”的一面。另外,冯友兰将五四文化对中国旧传统的批 判与否定说成是“反”的一面。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取最激烈的批评态度。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 中国文化抱全盘否定的态度。冯友兰既不同意“正”的一面,也不站在“反”的路线。他依照黑格 尔的理论以为,中国文化建设正是沿着正、反、合的路径先前发展的,现在中国学界所要做的工作 已经不再是正题或反题的工作,应该做的是合题的工作。即总结前一阶段中国文化建设的经验与教 训,在对旧传统做批评与改造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做高层面的再肯定与再回归。 总之,冯友兰的“新理学”,对中国传统理学作再解释。他主张理是超时空的,理在事先,认 为宇宙中先有一个设定好的理,然后才有世界万物。他的天命观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先验色彩,他所 说的天命与“天理”是一回事,他指陈“天命”是无所不能的“天”对宇宙万物的必然规定。这显 然是唯心主义的。然而他强调人应尽世间的义务,去做“在他的社会地位里所应该做的生活”,通 过不懈的人生行走,最终走近天命,认识天理;他以为,抱这样的想法去生活,其生活就是“理想 的生活”。这种诠释天命时所表现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与自律道德价值观,揭示出中国传统固有 的坚韧、践履、精进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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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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