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荣

　　《中国鲁迅学通史》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既是20世纪鲁迅学史的一个句号，也是21世纪鲁迅学史的一个冒号。

　　在人类的历史上，对于“世纪”和“千禧”的概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过，而在治史的人们中，对此似乎更多了一层自觉意识。当我们跨进新世纪、也是新千年的时候，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对于治史的历史责任感似乎也更加强烈了。在近年不断出现的地方志修志热潮之中，走过了80年历史的中国鲁迅研究，也出现了治史的新气象。最近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煌煌三大卷、近200万字的巨著，是鲁迅学史上的一部力作。

　　曾记得，在80年代，对于现代文学史，究竟要不要修史，还有很大的争议。时过境迁，人们搁置了争议，却开始了切实的工作。从那时以来，已先后出现了多家鲁迅学史的专书，除了袁良骏的《鲁迅研究史》（1986年、1992年），汪晖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1988年）、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999年）影响突出外，还有杜一白的《鲁迅研究史稿》及赵学勇、刘铁群的《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也较有影响。汪著以其警辟与冲击力胜，而王著则有其理论思辨之缜密，而袁著条分缕析，剔抉爬耧，体制完赡。再要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谈何容易。然而，当我细细批阅之后，掩卷沉思时，却不能不为之欣喜：20世纪的鲁迅研究史学史，于此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这么说，是基于以下的理由：张著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一是体制创新，气魄宏大；二是资料丰赡，实用性强；三是见解卓特，评说公允。

　　首先是，之前所有的专论，都以鲁迅研究为题，而张著以鲁迅学为题，虽仅一字之差，却有本质区别。它是从专业学科的角度治史，且是通史，更在总体定位上高出一筹。

　　以前的修史，大体上沿袭旧的方法，平铺直叙，重观点而不重方法，即有注意者，也是重哲学方法而轻史学方法。而此书却打破陈规，以“宏观描述”、“微观透视”和“理性反思”三个大块面加上《索引》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全新的体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作者自述，“宏观描述”卷先是界定鲁迅学和鲁迅学史的概念和内涵，再从宏观上描述鲁迅学作为20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的发展史。“微观透视”则从微观上剖析、透视鲁迅学的各种研究专题；“理性反思”则讨论鲁迅本体与鲁迅映像的关系问题、学术哲学以及鲁迅学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关系。这就是说，既兼顾了编年史和专题研究两个大的分野，还十分突出地讨论了方法论问题。比之以前的编年体治史方法，这种更加宏阔的大思路、大架构，更有利于透彻阐发和观照各个方面，也更加适于描述鲁迅学的实际状况，可说是大手笔，也是史学史上的一种创新思维。通过这种叙述方法，我们对鲁迅学史的观察更加全面、更加清晰。尤其是，张著对于这个大架构、大思路的营造，是成功的。这是张著的第一个重要特色。

　　其次，由于张梦阳先生在编纂本书之前，曾做了大量资料准备（编成了《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六巨册），他的极其扎实的资料功底，使该书的资料之丰富全面，远在其他各书之上。张著在书中揭橥了大量的“第一”，这是别人难以企及，也十分具有“史”的特质的。讲史，既要爬梳其演进的线索，也要标举其发展的阶段。如果不能标举这种发展的里程碑，也就不能清楚地见到发展的过程。而目前一般的史书，大多只标举大的阶段，而少有清晰的演进标志。张著中标举的“第一”不下数十处，这就给了人们更加清晰的印象。而很多“第一”的发现、考鉴和确认，都是需要真知灼见，更需要花极大的考证功夫，才有可能得到。

　　张著的论说，清晰而精炼，不卖弄才学，不堆砌花俏的词语，不发大而无当的宏论，语言清通流畅，内容实在，文风平易。史学有三才：才、学、识。有人或许会说，修史贵在史识，不发宏论，难见史识。但窃以为，史识非必以玄论出之，在对史实的爬梳论列中，对各家论说的缕述评判中，史识也已尽在其中了。我们在张著中看到的是切实，因此，它可说也是一本工具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张著的整个第三卷，全部是索引，这在迄今为止的鲁迅研究史著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说，只要一编在手，对于鲁迅的研究，就是从未涉猎的新手，也可以初步见到端倪，摸到门径，这是非常方便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1984年以后，鲁迅研究资料并无现成编目，完全靠他自行另起炉灶，搜罗汇集，其工作量和操作难度，都是极大的，但其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其价值也就更容易为人所认识了。

　　张著的第三个重要特色，是持论既大胆而又公允，既独特而又理性，既超脱而又务实。对此要多说几句。其中作者对毛泽东鲁迅观的评说，可说十分大胆。他认为毛泽东晚年对鲁迅杂文的喜爱并非作秀，但“一方面是推崇鲁迅，另一方面却是将鲁迅的思想影响融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之内，变成自己的权威支持者”。他说：“从政治战略上看，毛泽东推崇鲁迅的策略的确富有智慧，从社会效应上看考察，这一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也同时对鲁迅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至今一些对毛泽东持有异议的人，仍然对鲁迅也心存反感。既肯定毛泽东论鲁迅的正面意义，又以科学还原的方式，将真实的鲁迅从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下剥离出来，当是中国鲁迅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样说或许有人会有疑义，但若冷静和客观地考察起来，他是持之有故的。只此便已有立身的地位了。

　　张著又认为，在“鲁迅学”的体系所包含的三个层面里，第二层和第三层都包含了“对鲁迅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性的理性的评价与反思”，及“对鲁迅在现实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正负面意义进行观照和探讨”。因为任何人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鲁迅是人，而不是神，不可能超脱在外”。作者又宣称：鲁迅学属于“中立性研究”，即“‘排除成见’、‘面对事实本身’的研究态度，是要超越阶级、政党、集团的局限，从人类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域审视鲁迅这一精神文化实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现实中的意义”。这一提法似乎与历来的提法不一致，但作者认为，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违反鲁迅本人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就是以整个人类的客观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而不是以一时一地的阶级、政党、集团的价值判断为衡量标准的，而鲁迅也正具有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上的意义。鲁迅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就是它已经具备了面对全人类的精神文化发展层面的意义。应该说，这些论点都是很大胆，同时也是具有穿透力的。

　　张著不同凡响的独立见解还表现在对于具体问题的史识上。例如对于鲁迅后期“转变”的动因问题，除了荒诞不经的“卢布说”和“创太二社攻击结果”说，作者比较认同瞿秋白的说法，即出于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但同时又提出自己的观点：除此而外，从精神层面上理解，是一种类似于弘一法师那样的升华到了灵魂生活的天地境界和哲学境界，进行着超世俗的为天地立心的精神创造。这类精彩的论述在张著中可说随处可见，这是十分难得的。

　　本书的不足之处，是索引稍嫌粗略。例如将单篇文章与专书甚至丛书混编，就显得不甚合通例，而且不能按书名和作者检索，也是不便之处。当然，鲁迅研究篇章浩如烟海，要在这一本书中囊括，本来就不可能，只能摭其精华，倒也要旨俱在了。另外一点可以探讨的是：史料学没有设专章论述，这是有点遗憾的。在整个鲁迅学史中，我们看到，理论的研究走过不少弯路，而史料的研究方面却较少曲折。虽说其间也有假材料的插曲和繁琐考证的偏颇，但总体上却是一直在进展而且走势健康，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也没有停止过，而取得的成就是极其振奋人心的。在张著中也有不少笔墨论及，还写了代跋《对史实学者的特别敬意》，专论史料学的意义及成就，但这恰恰反映了作者还没有把史料学放到应有的地位上来考察。其实鲁迅史实研究的历史，完全可以成为本书中一个大的板块，至少也该设专章加以论述的。这只是我的一点粗浅想法，未必尽当。

　　作者张梦阳，是一个愿意陪鲁迅一辈子的鲁学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细致探究，广征博采，深入思考，冷静判断，才能成就此鸿篇巨制。我对他的成就表示敬意和祝贺。在百花齐放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有更多课题可以探究，也有更多对象可以解剖，但鲁迅仍是当代学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鲁迅学仍将是未来的显学之一，因此《中国鲁迅学通史》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既是20世纪鲁迅学史的一个句号，也是21世纪鲁迅学史的一个冒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