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辱到抗争，由自在而自觉——解读《阿Q正传》

        提要：本文把《阿Q正传》置入到发生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方法”的理解结构之中。在批评庸俗社会学因离开文学文本的分析而有害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指出鲁迅的笔法与技巧等个体行为深刻地与他所处的环境与集体行为密切相关。但“冷嘲”的风格却影响到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把握与理解。尽管如此，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仍有其深刻的复杂性而耐人寻味。本文着重分析了其中的“悖论”式所体现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思想深刻的复杂层面。在此基础上，本文又着力分析了阿Q形象中的“精神胜利法”的虚妄性，指出阿Q有其“自我意识”，并有着复苏与发展的变动情形。（从而也就构成了行文的情节及理解的线索）这样，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便在一般意义上纳入了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对小说的有关理解的理解结构之中。



在教学的互动中，积极的解读应当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造性潜能提供极大的可能性。那些在成长中有极大潜力的学生并不满足于对课文的一般了解，我们必须适当地，在提高的层次上，讲解并探究一些有关文学较深层次的东西；而并非在“文学教育”时，我们仅想到所谓的“情感”教育。

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深层解构对于学生的理解极其重要。本文试图渐次地从四点对《阿Q正传》进行探讨，并希望在鲁迅这篇力作的解构中有所发见。对于其中的不足，也敬希专家学者和语文同行的批评。

一、对《阿Q正传》的庸俗社会学的批评。

庸俗社会学方法对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内容任意的肢解与歪曲，时常十分地惊人。（当然，这种表现在文革中可谓登峰造极）如在周遐寿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里有较多的对人物过于泥实，甚至穿凿附会的解释；而在何满子为《阿Q正传》所作的“导读”里，简直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每句必可作社会政治、思想及伦理式的阐释。这样，文学就变成剖析社会的论文了。（好像鲁迅有过类似的表述[1]）那么，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个性上的东西还有多少呢？[2]如果解释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重回它应有的文学之道，现在看来，那就是失其根性了。

最突出的问题是阿Q形象的复杂性。我们看早期的如《晨报副刊》等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所作的批评，大都是一般阅读的受众效应代替了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文本的分析。而这种受众效应又是局部的、支离破碎的表达对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意见，[3]其释阅的连贯性与准确性就值得相当的怀疑。并且，大多批评家所作的“泛阿Q主义”的解说，[4]又给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解读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这种庸俗社会学曾是二三十年代围攻鲁迅思想的“枪手”，也是迫使鲁迅极力还击的重要原因，从而造成一种错觉：鲁迅庸俗。就是到今天，仍然有其顽固的市场。[5]

克莱夫·贝尔在《有意味的形式》的一条注释中说：“感受力很强的欧洲人……对于伟大东方艺术品中有意味的形式，不加思索的作出反映，而对那些被……津津乐道的遗闻琐事和艺术的社会批评无动于衷。”我们必须把握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真正内涵与意味，以同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被赋予的外在相区别。

为此，我们有必要在一种比较合理的框架内谈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我们将根据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具体地，将适当地进行一些心理分析与社会学分析；并把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的某些片段置入到一个“整体的关系网之中”，以“重建”“在社会和文化事实中看起来缺乏意义背后的客观意义。”[6]

二、社会集体行为：传统笔法和技巧的复杂与局限。

吕西安·戈德曼说：“当我们研究文化巨著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却发现，通过把这些巨著与其结构的容易阐释的集体整体相联系，则更易发现那些必要的环节。”

“无疑地，这些整体仅仅是相互个体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个体心理的复杂性却源自这样的事实，这些个体都隶属于多种拥有相当成员数量的不同集团（家庭的，职业的，民族的，朋友与相识者的、社会阶级的，等等），并且这些集团中每一个都作用于他的意识，从而帮助形成一种独特的、复杂和相对不连贯的结构；然而相反的，一旦我们研究那些隶属于同一社会集团的一大批数量充分的个人时，上属个体中的每一个所隶属的其他不同社会集团的行动便与归因于这种成员关系的各种心理因素相抵消，从而，我们又面临一个更简单，更连贯的结构。”[7]

下面，我们来看看鲁迅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里有关的“社会集体行为”。

新旧派文人间论战的“新文化”时期，被称为虎虎有生气的黄金时代之一。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在心中存有了那一时期的思想潜在。我们看到，文化的因子正是在那种论争中有一个交流与互动的状况；[8]在矛盾的斗争、吸收与转化中，新派显示了生命力的强大，甚至显现出超乎旧派的老辣。这方面，鲁迅似乎“中毒太深”了。[9]

极具特色的是，鲁迅掌握了传统小说的技法。[10][11][12]在他，尤精化了“冷嘲”的风格，常于冷峻之中给人以“寒噤”的措手不及。[13][14]当然，这也给解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带来不小的负面作用。如，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因《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所请而作，其冷嘲中“油滑”与“影射”的笔调好像很合商业炒作的味道。因而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一出，便陷入了种种的怀疑与猜测之中，成为攻击与争斗的把戏；[15]这与《药》等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严肃主题不同。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阿Q身上究竟有多少属于人物自身的东西？在文学个性上，是不是附加的东西越多，就越能体现人物形象的容载与丰富性？[16]显然，其杂文式的议论内容使人物的心理、思想与行为呈现极其庞杂的特性，使阿Q很难于归类，如雇农与流浪汉什么的。阿Q的形象与文学的具象的要求实际上相差很远。所以，阿Q的形象屡屡引发疑问，尽管有作者的回答，[17]仍然是相当地模糊。鲁迅后来归因于写作取材本身的庞杂和写作的难以连贯上。[18]但其时髦的“冷嘲”却是一个恶的征兆，而后来《故事新编》之不耐读似乎也是不言而明的。[19]

当然，形象塑造的背后仍有许多问题。如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创作倾向，文明尺度的选择等都使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呈现出复杂的层面。[20][21]

三、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悖论”式的表述方式。

尽管如此，一般认为，鲁迅这篇力作仍有许多有待深掘的地方。如采用漫画式，以本质代形象而取胜。它凸出所变特征，而有意造成不谐调的效果。在不谐调的形变中，让人可见其创作的“裂痕”，（所谓“硬伤”）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能量的释放。[22]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强烈的对比、尖锐的冲突，都相当醒目地展示了极其复杂的矛盾性。我们谓之“悖论”。[23][24][25]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其内在的痛苦，阿Q的“革命”与其被“革命”，阿Q的地位与其思想的非简单化……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逻辑上提供争论的混杂，而是深刻的反映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思想内涵上所达到的不以作家的意志左右的深度与复杂性。那么如何解释这些悖谬的现象呢？

帕斯卡说：“我们惟有调协了自身的一切对立性，才能形成一副美好的本质，而不调协这些对立的东西就无法追循一系列相调协的品质，要理解一个作家的意义，就必须调谐好一切对立的章节。”[26]

在本作中，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所要描写的对象与我们的直觉印象及其把握之间，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人物内在的情感与所描述的外在形象之间，以及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冷嘲、愤懑、深寓、怜惜的感情与众多读者的肤浅、直露、游戏之间，都给人以强烈的触动。正如“矛盾”修辞格所表述的，“先以其意义不协调却内容真实的字眼使人吃惊，后以其生动而微妙的潜隐描述，牵动读者的感情”。[27]

例如“革命”，鲁迅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阿Q先前也无由的厌恶革命，而风潮兴起使他感觉到对于他的人生的有用性，他便热切地向往起来；并有“革命”的真实的理想与热切的憧憬。问题是，他真的革命吗？从经验的情形看，真正的革命必在高度自动化、绝对服从的组织架构里不计“私我”的运作着，而阿Q便相形见绌了。当然，无数的“革命”在胜利后，为财富、权力、地位、嗜欲，又进行着惨烈的较量，又足见阿Q自私的诚实。

阿Q确是“可笑”的，但也有着掩饰不住的可爱。[28]并且，从人性看，他长期的受着压迫而不得解脱；他生性麻木，“革命”而成了“革命”的牺牲品；而他活着时虽有些“偷混”，却大体上是依靠着自己而生存，并没有顽赖的恶习，[29]他的被杀，自然具有深广的社会悲剧性。[30]

对于他因沉重的压力而变得麻木的嘴在最后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清醒而富有哲理的话，却实在也振聋发聩！他，阿Q，曾高兴地看着革命者被杀，最后却又成了看客的材料，在别人摄魂般的眼睛里死去，[31]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要透漏出的荒谬感与沉重感就在这里。

再者，阿Q被别人“轻松”，尚且可以动物般（下文将分析）地活着；而他的“自我意识”逐渐复苏时，“胆子”越来越大，则死期也就渐渐地近了。（临死之前想喊“救命”的时候，已无济于事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并把这种意识到的“意识”置于广大仍未觉悟的那些“眼睛”及一个女人（吴妈）的好奇上，（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其悲剧的意味则更浓了。

四、阿Q形象分析：“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

“精神胜利法”，在阿Q的身上，一般赋予了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32]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社会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动的动物了。”[33]的确，鲁迅惯于从生物学意义上揭示社会与人可能演化的情形。[34][35]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精神胜利法”只是一个表征，作者要揭示的是阿Q在生物层面上的一种存在状况。

“恋爱的悲剧”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虚幻的存在。小尼姑“断子绝孙”的骂声，使阿Q感到摸着小尼姑的脸的指头“有点古怪”“滑腻”，吴妈向他说起“少奶奶”在娶小老婆的事上闹气，“八月里要生孩子”等，使阿Q自然想到“女人”的事。阿Q的“恋爱”，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合乎生物生存与种的延续的反映。而包括他的逃出逃回，甚至“革命”都可作如是观。[36]所以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从第四章开始虽然也涉及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却重在以此暗示人物“不人”的苦痛，用笔有一个从油滑、影射到严肃的变化。

尤其，小说以集中的篇幅写了他的精神与心理状态。红烛高照下，其张嘴的睡态、一脑子的“胡思乱想”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复苏了的、本原的阿Q式的想法。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关于存在与压抑状况的一般说明。[37]当然，正如吕西安·戈德曼说：“真正的对立并不是像弗洛依德所认为的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自我之间，而是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构成一个人的意识的冲动之间。”[38]由于阿Q“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这样做的”，这种想象的“创造就把这种不足置于一种以病态的心理来对付的周围世界之中”。[39]

一般分析家都不会放过阿Q玩弄小尼姑那一节文字。[40]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仅仅有揭示阿Q的“变态”的用意；在结构上，这一节是阿Q精神复苏的一个征象；（这也是全文的转捩点）而阿Q精神的复苏，亦即对压迫的解除，是需要一种成功的帮助的，而此举又恰恰表明了这点。[41]须指出的是，前面的章节里，阿Q并非没有成功的努力，却都以失败告终，所以他无法解除那种环境的压力，只能显示其“精神胜利法”的一面。[42]

有关阿Q“精神虚无”的分析，[43]有欠公允。事实上，他无时不刻的在努力着他的对压迫的解除，如他对“革命”的喜爱，向往，并不断争取；虽然“革命”非常地荒唐，但他有幻想与努力，也说明其意识的进一步复苏。在行文的最后，在“救命……”的意识中，他则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其生命在瞬间消亡了。这正说明了那个社会的死寂和无生气，是容不得觉醒的意识的。这又与作者在《呐喊·自序》里谈到“铁屋子”的复杂心情是一样的。

限于篇幅，就谈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写作虽非起于一时，[44]但自有其内在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从以上分析可知：阿Q“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与发展，构成行文的情节。[45][46]这是众多参考资料至今仍缺乏的地方。



    本文参考依据：[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

注释：[1]“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转引自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知识出版社，1986年9月）

[2]这当然是当时提倡的文学“写人生”，为社会、为人生的结果。创作如此，而解释也成问题，看从何角度。依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并不纯然的属于作者。

[3]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阿Q正传〉》中周作人把小说定性为“冷嘲”。成仿吾在1924年《创造季刊》二卷二号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传记”，而且“结构极坏”。1924年4月3日，《晨报副刊》冯文炳的《呐喊》一文则读出了“鲁迅君的刺笑的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乐乎。”而另一评论家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阿 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 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 。（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闲话》）”（转引自《阿Q正传》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4]所谓的“阿Q主义”是一个集合体，如国民精神思想劣根性的典型，从统治阶级身上移植过来的落后性，农民自身的落后性等。（人教社教参第五册，1999年5月。下同）

[5]如对“李杨”爱情的看法，鲁迅不同于白居易，而在作家李准看来是庸俗的。见1993年5月22日《作家报》《海滨的谈话》。

[6][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02—103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

[7]《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80—181页）

[8]何兆武《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批代表人物全部是从旧学营垒里走出来的，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诸人，他们的旧学根柢是极其深厚的，不知要比指责他们抛弃了旧传统的人要高多少倍。”“林琴南，曾在白话文运动中充当了反白话文的急先锋，却穷毕生精力以桐城派笔法翻译了好几十部西方小说，计两千余万言，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中国方面憬然于原来夷人不光是船坚炮利，也同样有他们的精神生活。”“国粹派表面上一味崇古复古，而其骨子里则是一味崇洋媚外。学衡派则表面上既非一味崇古复古，骨子里也决不一味崇洋媚外。”（《读书》1999年5期）

[ 9] 这当然不是指在基本思想观点上，而是视野与思考的范围及研究的方向上。其学术思想与其道德观念有着极其强烈的冲突，而前者又明显的占了上风。

[10]如作者有意夸大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写了几件突出人物该特征的典型事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因而是非常的“特别”的感觉。同时作者写作小说的笔法，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乃一种杂文式，简洁，议论，不自觉的介入作者的理性，因而它能够别开生面，给人一种强烈而突出的印象。并且在人物传神写照上，往往勾画几笔，凸现人物的灵魂，也很见出功力。

[11]与鲁迅是冤家的苏雪林曾说：“我们要知道鲁迅文章的‘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徐志摩于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灵于活泼灵动的国语；茅盾取欧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熔铸，别成一种文体。他们的文字都很漂亮流丽，但也都不能说是本色的。鲁迅好用中国旧小说笔法……他不在惟事项进行紧张时，完全利用旧小说笔法，寻常叙事时，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组织方面，运用一点神通，便能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了。”（转引自曹聚仁《胡适和鲁迅》，《曹聚仁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

[12]王瑶很想在鲁迅的著作和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六章注释71）关于鲁迅如何利用传统艺术技巧的自述，参看《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3]在《鲁迅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黑暗面》中，夏洛安说，仅仅把鲁迅看着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现着失望和希望，混合着天堂和地狱的音响。夏洛安认为，“黑暗的闸门”所象征的鲁迅抗击的黑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另一方面是作者烦忧的内心。……传说中英雄被压死这个典故本身就暗示着鲁迅意识到自己对黑暗无能为力而自愿接受牺牲，正是这种意识赋予鲁迅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以那种标志着他天才的悲哀。”因此，“鲁迅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里的希望与灵感时常与阴暗并存，看来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创造性想象，在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他还说，“鲁迅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但鲁迅“太热衷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尤其是，“鲁迅是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个人敏锐的感觉并未被他中国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所充分赏识。”“在白话杂文的发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词汇，……”（转引自《病态天才的毁灭——夏洛安的鲁迅观》，房向东《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

[14]在解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近代以来侧身于先知先觉行列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采取极为鄙弃的态度”时，何兆武认为，国粹与爱国二者并非一回事。国粹主义者往往并不爱国，爱国主义者又往往鄙夷国粹。在更深层次上说，正是顽固派以旧文化传统作为抗拒新思想的堡垒，才使得新文化的激进派对旧文化传统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何兆武《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读书》1999年5期）而鲁迅就是其中最激进者。

[15]《阿 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 。（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闲话》）”（转引自《阿Q正传》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

[16]把阿Q说成是“高度凝聚化、高度概括化的精神典型”与文学所要求的具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陈漱渝说：“鲁迅生前多次反对把《阿Q正传》改编成话剧，认为改来改去只剩下了滑稽。”（冉茂金《击中要害的狙击手出现了吗？——访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转引自《新华文摘》，2000年11期）

[17]见《〈阿Q正传〉的成因》，《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

[18]“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中说到这一点，似乎有较深的体会，“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在1926年鲁迅所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里，可见他当时创作也是相当的“苦”，似乎很难“一气写下去”。

[19]如“《故事新编》里许多'冷潮'''油滑'的描写，是不是就都有那么多的艺术的和审美的合理性与先锋性？”（引自孙玉石《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新华文摘》2000年11期）

[20]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在我自己，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是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距离之远，就可想而知了。”

[21]在鲁迅的笔下，《阿Q正传》可能是西方观念演绎的一个典型例证。它比较符合林毓生的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一般分析。在“文学”思想观念上，从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载《文学遗产》1996年6期）中，我们可知有关近现代文学及文学史体制的一般情况，鲁迅在创作小说时还没有形成新的思想与表现的技巧是肯定的。而“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是一个十分混杂的结合体：它运用了西方的一些观点，和一些现代主义的技法，以及有关中国传统的一些创作技巧，如影射、夸张等表述。所以，纯文学的成分并不是相当的突出。这些依照[法]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的观点解释，是因为鲁迅个体行为深刻的与他所处的环境、其集体行为是密切关联的。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思想、政治与伦理等仍然大于其对文学具象的关注与塑造。阿Q的形象不能翻译，说明了塑造的不成功性。但庸俗社会学不从文本出发，因而不被本文接受。

   [22]这也许就是古代高明的拳师所惯用的招法，先有意露出破绽，好引人上当，再重拳出击。比如若我们嘲笑那个“精神胜利法”，则我们就会落入鲁迅设下的陷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这是说，我们因为不懂得他的用意之所在，不懂得周作人评价该作时所下的“冷嘲”的含义，而展示了我们不经思考而露出自身的弱点。

[23]“悖论”式的矛盾冲突表现法，使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多层次、因而是立体的丰富内涵，在写作思想上是一种突破。

[24]如《狂人日记》中的“悖论”：只有当一个人“疯”了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解读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所谓“吃人”的历史）而此时他应对社会却是无能为力的，反而面临着被“吃”掉的命运。

[25]“悖论”在鲁迅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的运用比较普遍。事实上，富有思想深度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存在着这种形式，如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美妙的荷塘月色与人物自身难以排解的纷扰之间的最终不可调和性。汪曾祺《胡同文化》中大宅院四方的几何形状与老北京人的冷漠、世故、享受的习性之间的巨大冲突。中国古代这方面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可谓比比皆是。如李白、柳宗元的部分忧愤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26]帕斯卡《片断》684页。转引自《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84页。

[27]陈淑华《英语修辞与翻译》（401页），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1990年。

[28]如赌博输钱后，站在人后面替人着急，闲人询问他的经历也坦诚吐露而丝毫不掩饰而显示其质朴的特征。鲁迅似乎对这样的人物别有怀抱，如写孔乙己，不忘其善良的一面。

[29]如赊欠不给在他是不曾发生的。

[30]作者在喜剧的外衣里包裹着一个悲剧性的事件，在由喜剧向悲剧过渡中有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处理。何满子说：“阿Q之死是用喜剧的形式包裹起来的中国无告群众的深沉的悲剧。”（《阿Q正传》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

[31]鲁迅对眼光的描写似乎别有深意。如《狂人日记》《祝福》中都有类似的用笔。

[32]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

[33]《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34]在《狂人日记》里，他从一个生物摄食的行为“吃”，看到中国“吃人”的文化：所谓饥荒时食人，又有割肉疗亲（包括侍君）与食胆壮胆的食补法，以及家庭内部的“弱肉强食”。

[35]关于兽性的满足与精神的黯淡，鲁迅曾就刘、项见到始皇的“阔气”而发“如此”的议论时说：“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得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全集》第一卷，355—356页。

[36]这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原因的解释，正如他憎恨革命党人，因为他本能的觉得“革命者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后来的被杀又不幸应证了他的那种本能的感觉）

[37]鲁迅在东京时，边学习自然科学，边购置了德文版的心理学著作——G·F·李斯特的

《精神物理学概述》和M·弗伏尔思的《精神生活动力学》。这些著作与弗洛伊德学说相通。由于受弗氏的影响，鲁迅对“意识压抑”感到可信，在创作中也采用了“弗罗特（即弗洛伊德）说”。（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第101页，中国科技出版社，1987年。）

[38]《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109页）

[39]它“产生于和显示有关的主体之渴望的未满足。为了支撑这强加给他的挫折，而被迫采取一种想象的创造来补偿这些不满足。”《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17页）

[40]如认为它是“催发了”阿Q的“性意识，由此而导致一场失败的恋爱闹剧。”并与假道学联系起来，注入“国民性”的批判。（何满子“导读”）其实本文[37][38][39]所析可能更准确些。

[41]阿Q精神的复苏的其他例证，如进了城，在未庄有了点“身价”，阿Q回来时对所有的人冷冷的神气，使他感到了自尊与得意，而且会“扬起右手，照着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并喊着“嚓”。

[42]阿Q的“精神胜利法”究其实，是“来自不断反抗的不断失败，是还想反抗而在行动上不能实现反抗的自我安慰。它含有强烈的不屈服、不妥协，要求获得反抗胜利的因素。”（见教参）

[43]如李铁秀《精神的黑暗与虚无——“阿Q精神胜利法”解析》，见《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1期。

[44]《阿Q正传》是1922年2月4日至1923年2月2日陆续在《晨报副刊》上刊出。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写作很苦，很难一气写下去，是在不断催促中产生的。

[45]教参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自不断反抗的不断失败，虽然表面看也是一种反抗方式，但却完全是一种落后的消极的东西。正是由于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无法在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它对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们起着阻碍觉悟、麻痹斗争的作用。”其实是不正确的，它并没有弄清行文的线索。我们把《阿Q正传》的基本创作线索定性为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是基于理解上的一种需要。惟其如此，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方有一个在一般意义上能够纳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理解结构。如小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般地对它的思维定势，而比较陌生于其他的阐释。

[46]“事实上，如果一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或许在概念的层次或在言语的或在感觉意象的层次上表现了一种连贯的世界观，它就具有哲学、文学或美学的效用。一旦成功的解析了它所表现的观点，我们就能成功的理解它和解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