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迅：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是王富仁先生的新著，该著从独特的视角阐述了鲁迅的深刻思想，凸现了鲁迅作为一个在时代浪潮冲击下进行痛苦的自我转型、抉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作者认为：鲁迅是特殊历史时期所塑造出来的特殊人物，从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一定会出现——“鲁迅并不绝对地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又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中国古代没有一种文化是为鲁迅这样一个脱离开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体制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准备的。他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背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他得独立地前行，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自己的路来。”
　　作为一个“特殊人物”，鲁迅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其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其思想深处积淀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这些“因子”又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深重的疑惑；另一方面，他又对儒家思想残存着依恋，对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认同；同时，他还“偏激”、“过火”地反传统——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时在鲁迅的身上彰显着。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王富仁看来，“他是一个醒着的人”，一个以良心作为双眼呐喊着的“守夜人”。鲁迅之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他看出了问题，并“喊”了出来，而不是像其同时代中的某些人那样——心如明镜一般，嘴上却上了锁。
　　作为浸染了传统文化，又深受外国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鲁迅对人的意义、价值进行了思考、重估。他看到了整个封建社会对人的个体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抹煞，于是，失望于他曾经相信的东西，因而认为“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对于这一点，王富仁在他的著作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并将鲁迅对儒家文化的背离归结为“在‘人’的基点上重建中国文化的需要”。
　　不过，要想全面、真正地认识鲁迅的“特殊性”，还得联系其小说。在王先生看来，“如果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曹雪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鲁迅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沈从文在其小说中再现了世外桃源、郁达夫在其小说中大胆地暴露了自我，鲁迅则在其小说中对中国社会及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地思考——“如果说强烈鲜明的主体性是鲁迅小说的第一个鲜明的特征，这种高度的社会严肃性则可以说是它的第二个鲜明特征。”鲁迅关注于“国民性”的疗救、改造，他想借“喊”出来的真实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促其反思、悔改。鲁迅的小说让其同时代的国人惊讶地发现了自我，发现了那濒于崩溃的社会的表层傲慢下的污秽，发现了身边一切的一切……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了先行者，成为了先知！据此，王先生进而把鲁迅的小说称作“启蒙小说”，并强调：“鲁迅小说的深刻性不在于鲁迅为它规定了什么样的主题，而在于他为读者开辟了异常宽阔广大的想象空间，它可以容纳丰富乃至鲁迅自己也未曾经历过的人生经验和体验。”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缺少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意识，但果真如此吗？难道悲剧精神、悲剧意识在中国真的就从来都没有获得到过一片生长的土壤吗？否！屈原的绝决便具有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意识。不过，这种崇高的决断在儒道盛行的时代中，丧失殆尽。“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人在这种思想的浸染下，完全失掉了反抗的原生冲动，以至于面对侵略者，不少国人也逆来顺受。但鲁迅决不忍受，他要反抗，要以一身正气，以他奔涌的热情呐喊，唤起更多人的反抗意识：他的《狂人日记》彻底地撕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面纱，揭示了中国悲剧的特点及其嬗变——“中国几千年的悲剧，都是弱者被强者毁灭的悲剧，都是多数人被少数人欺负的悲剧，只有到了《狂人日记》，我们才有了强者被弱者毁灭的悲剧，少数人被多数人欺负的悲剧。”当然在鲁迅的小说中也充斥着弱者的悲剧。但鲁迅悲剧意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它的绝对性。无论是《伤逝》、《孔乙己》，还是《阿Q正传》，它们所力图展现的都是一种断然的绝决，没有丝毫亮色的煎熬。而这，正如王先生所分析的那样，缘自于当时动荡的社会以及鲁迅所承载的责任感和反抗精神——不想在睡梦中死去，就要奋起反抗，高喊出来。
　　这就是鲁迅，他以先知般的洞察力，苦苦地思索着民族的危机，不遗余力地暴露着不公与丑陋，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廖四平、王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