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兵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他的各种文体著述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社会根由的锐利透析、辛辣讽刺、无情抨击及活脱脱的摹写、刻画比比皆是，而其指归却是“立人”，使国人都具人格而不是“奴格”。
　　人是灵与肉的结合，是自身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抽去灵魂，失为主体，剩下的肉躯就只能做牛马，做奴隶，“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压迫下不幸沦落至此，且集体无意识。即为奴隶，便显奴性——冷漠、自私，非主体的麻木；守旧、健忘、迷信，非主体的自欺；敷衍、献媚、无特操、“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忽然想到七），非主体的欺人与受欺。总之是一切有悖于主体人的品性。这种在长期的封建制度压迫下衍生出来的奴性正是种种国民劣根性的“原点”。①
　　人之为人的内在品质是人格；人作为人的社会认同也是人格。所以鲁迅认为，要让一个丧失了人格的民族免于灭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使之找回灵魂，还为主体。这就是“立人”，让趴着的奴隶站立起来做人。“找回灵魂”便是“文明批评”，医治奴性的病根；“还为主体”便是“社会批评”，抨击致人于奴的社会弊端。这两方面形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完整体系，而贯穿其中的正是矫正国人传统奴性的人格内涵：人的自觉、个性的发展和行为的理性。

　　1．人的自觉
　　人是什么？人＝动物＋文化。② 这个“文化”指的是人的社会生存环境，包括生产方式、社会体制、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的总和。特定社会文化孕育特定类型的社会人。鲁迅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老调子已经唱完)， 并且“从来如此”（狂人日记），“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人都须“存天理，灭人欲”。于是，中国人便“坐稳了奴隶”，甚或“想做奴隶而不得”(灯下漫笔)。于是鲁迅得出了“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的另一种答案（略论中国人的脸）。
　　但是鲁迅理想中的人，首先是具有人的自觉品性的生命存在。它的根本自觉就在于把握住自己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价值。“自觉”是人的精神支柱，自觉的生命是人生意义的展现而不是“苟活”。所以，他“心以为然的道理”，“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核心就是对以生命形式存在的人的“爱”，发自人的自觉的自尊、自珍和自强的爱。而“从来如此”的定理实质上就是要人一代接一代地做旧礼教、旧体制的殉葬品，完全泯灭了人的生命价值，显然违反了生命的基本道理。
　　既要“保存这生命”，就要树立起人的自尊。人是万物之灵，天地至尊。人命贱如草芥，何谈“保存”？是此，中国人在无视人的社会中已经习惯于“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灯下漫笔)《祝福》中饱受封建礼教身心摧残的祥林嫂最终沦为“千人踏，万人跨”的“非人”，也没能赎清“一世的罪名”(祝福)。礼教杀人，而芸芸众生或冷漠、或讥诮、或鄙视，也有意无意地帮着作贱人：作践人的肉体，作践人的灵魂。然而在作践人的愉悦中，他们也作践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自行退化成了兽，于是也就见怪不怪地看吃人，心安理得地跟着吃人，最终也无可抱怨地被人吃。“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暴君的臣民)
既要“延续这生命”，就必须珍爱生命，像生命的“过客”（过客） 那样，任是“困顿”到像一个叫花子，“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依然不屈服、不妥协、不回头、不停步，认准了最后的出路，一意地“奋然”走去。因为他知道，“回转去”的结果不是被恶势力吃掉，就是与之同流合污，生命就毫无价值地结束。自珍的爱也是推己及人的爱，及整个人类的爱，终为“全体人”的自珍。正因于全体人的不自珍，鲁迅“主张一条‘先觉者的个性解放→立人→立国’的道路”③ 来拯救我们民族的沦亡。所以他在早期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至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至诚”、“温煦”就是先觉的战士对于“人”的珍爱，也应是及于全体人的普遍道德的起点。
　　既要“发展这生命”，就必须自强，勇于“走异路，逃异乡，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深恶国人惯于得过且过，只要得了“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就“心悦诚服”(灯下漫笔)，或则“敷衍”“狗苟”，满足于“精神胜利”，靠“瞒和骗”而苟活，“‘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摩罗诗力说) 所以他痛心疾首的呐喊：“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
　　把握生的权利和生命价值的真谛就是爱生命。鲁迅热情地借赞美“野草”而赞美生命：虽然“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个夺取它的生存。”在鲁迅看来，这就是生命的哲学：“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野草•题辞)人类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此：作为类的存在，它体现为一种前进的“文化”；作为个体的存在，它就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死亡”不过证明生命“曾经存活”而并非抹煞它的存在；“腐朽”则体现它育新的价值而非于人类发展的“空虚”。因此，对于这“生命”，没有什么“从来如此”，“道”也须常变常新，一切的“万岁”都是梦呓，不过是妄图死亡永垂而实则逃避新生。人的生命应当完完全全是生的勃发，生的竞争，生的进化。对于这“生命”，生存就是“天理”，发展就是“人欲”。
　　人类正是像野草“吸取露，吸取水”那样，靠着辛勤的劳动和创造而发展壮大；像野草“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那样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然而，这一切又并不像野草那样纯粹出于自然，而是自觉——对于生命自觉的爱和爱的自觉。我们作为人的一切品性就源于这样的自觉。生命的自觉是人的灵魂。

　　2.个性的发展
　　鲁迅认为，“立人”的“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因为中国国民性的特点就是无个性，不容个性。大家彼此彼此，“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谁要出人头地想试着站起来，定然遭到一致的断喝：“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革命时代的文学)于是大家默默无声的永远做猴子。
　　张扬个性就是焕发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人摆脱死气沉沉、千篇一律的生存定式，人人都发展成为一个“自我”。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④ 这种类的特性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和个性的自由、自觉伸展。“自由”是每个人自我的发展；“自觉”是个体符合整体共同利益的发展。鲁迅的个人发展观同样包含了“自由”和“自觉”两部分：“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并不是放纵。”(北京通信)
但是既然“苟活”，也就无所谓“发展”。人的个性是无法在“苟活”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为什么安于“苟活”？鲁迅看到了骨子里：“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灯下漫笔) 这“弊”就是打破了醉人的梦幻，甚而招来坐牢杀头的灾祸，且还未必真“动弹”得了。所以，“苟活”的人自然怯弱。“无祸便是福”，中国人的格言。于是“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苟活”的人自然无执信。那叫“不通世故”，“死脑筋”。于是“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狂造谣，蝇营狗苟”；“苟活”的人自然“无特操”。只要事不关己，做个“二花脸”又何妨？于是朝三暮四，人云亦云，“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不然便“忘得干干净净”(十四年的读经)。所以，“苟活”的人，其人格中最缺乏的内涵就是勇猛、执信和操守。
　　勇猛，就是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记念刘和珍君)， 而不是靠着“瞒和骗”来自欺欺人；就是“要大胆地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文化偏至论)；就是要韧性的战斗，“虽屡踣屡僵，而终得现其理想”（无声的中国）。 中国人太驯良了，驯良得甘愿做牛马，“只求主人决定他们怎样跑”（灯下漫笔），这在鲁迅看来“简直倒是没出息”。所以他竭力提倡恢复“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洋气”，即现在只在洋人身上显现出来的“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的气质（从孩子照相说起）。这就是个性。
　　执信，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抱定一个目标，顽强地向前走去。执信的人一定自信，同时“他信”。“自信”与“他信”是一胞双胎，自信的人才有“他信”的气魄和气度；并且人人“自信”并“他信”，世界上就无所谓“无信”。鲁迅由衷的赞叹汉唐气魄宏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接受外来文化“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这就是“自信”并“他信”。人无自信，当然更不敢于他信，剩下的就只有“自欺力”了，于是就显出积弱民族的典型心态：“退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看镜有感）；而“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种种忌讳就来了，中国人热衷于求神敬鬼，崇古人，怕洋人，皆因缺乏自信，并无他信，只能靠着迷信来自欺。所幸中国自古就有“脊梁”似的人物，是以绵延数千年而不致灭种。鲁迅称赞他们“有确信，不自欺”，堪为国人的楷模。这就是个性。
　　操守，就是行动处事要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目的。“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而是“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其为人格，就是不附势、不盲从、不媚俗，而只重实际，崇真理。这就是个性。鲁迅尤其痛恨“可彼可此”的圆滑态度，斥之为“骑墙”和“随风倒”（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勇猛、执信和操守都体现为人格上的自主精神：自主的思想，自主的行动，自主的是非判断力。人的个性便是在这样的自主中生成、发展和完善，从而形成主体人的内质。

　　3.行为的理性
　　理性的行为是合规定性与合目的性的行为。规定性表明行为的外在制约，必须是合理的、合法的、合道义的，合公平原则的，总之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和规范的，因而是真；目的性表明自己的内在需要，或是利己的，或是利他的，至少是不妨碍他人或有所补偿的，总之是有益的，因而是善；理性原是人的类本质，体现在人的行为当中，便是求真、向善。这样的行为观照着人的本质力量，因而是美。人类理性的评判标准就是行为的真善美。
　　众所周知，鲁迅笔下有三种人，代表了三种行为态度：其一是“先觉”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顺应历史潮流，为人类生存而战，牺牲自己，拯救众人，是人类理性的代表；其二是愚弱的“庸众”，他们行为的最大特征是非理性：不愿求真，拒绝向善，一味的茫然、偏执、迷信，小生产者的狭隘与自私，在奴隶的境遇中感受着虚幻的“美”；其三是“赵贵翁”之流封建统治者，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切损人利己，当然是反理性。
“庸众”是中国国民中最广大的群体，国民劣根性的主属。他们“不幸”，也“不争”。其“不幸”，因其“茫然”：“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正传）即便杀头便杀头。革命党为其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茫然，张着嘴巴做“看客”，甚或用“馒头”蘸他们一些血（药）。真是麻木自私至于冷酷。“老爷们”拿他们做牛做马，动辄打板子，他们也茫然，打完说声“叩谢大老爷”，爬起来。一切都不须明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只能唯“运命”是从（运命）。其“不争”，亦因其“茫然”：无论是“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还是“娘老子被债主逼死的”（狂人日记），血海深仇，奇耻大辱，都能一一“忘却”，或以“精神胜利法”化解。但是他们唯独对异己的善美不能见容，对固有的丑恶盲目偏执。“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随感录三十九) 阿Q可以不姓“赵”，却不容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鲁迅将庸众的偏执概括为四点：“对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流产与断种）茫然则不愿求真，偏执则不屑向善，于是便一心不二地求神敬鬼。鬼神当然是"假”，是虚无，连无知无识的祥林嫂也心存疑惑。但是，正因为鬼神虚无缥缈，捉摸不定，所以不可欺，也不敢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不过骗一骗无妨，中国人“无执信”的天才发明了“禳解”的妙法来“转移”（运命）。祥林嫂不必当真躺在庙门口让千人踏，万人跨，只要捐个门槛作替身，便能消除万劫不复的“罪孽”。
　　“茫然”着，就不用“正视淋漓的鲜血”；偏执着，便能感受“精神”上的美满；迷信更能消灾免祸，并让人怀着“希望”。非理性的好处就是如此的让人“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但是正因为如此，“庸众”们就“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漫与）。人的唯一出路在于理性地正视现实，改造现实，并改造自己。“狂人”说：“凡事总须研究，才能明白。” 求“明白”的态度就是求真向善的态度。鲁迅还摹画了人的理性形象：“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淡淡的血痕中）“苏生”的正是人类的理性，“灭尽”的正是人类的非理性。

　　对于自己民族的种种劣根性，鲁迅正是“像热烈的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的攻击着所非，像热烈的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的拥抱着所憎”（再论文人相轻），在连篇累牍的无情剖析、批判中，饱含的正是强烈呼唤国人自觉、个性与理性的至情。他唯一期望于后人的“纪念”也正是中国人都摈弃“奴格”而具人格，具一个现代人应有的基本内质或精神要素。他甚至企盼这“纪念”中“曾经活过的躯壳”“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写在〈坟〉后面)
让这“为了忘却的纪念”早日来到吧！
（本文中夹注均为鲁迅原文篇名）

参考文献：
① 有感于汪卫东先生和竹潜民先生有关国民劣根性的“原点”说，见“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5期
② 韩民青“人：动物＋文化”，见《人学与现代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93页
③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106页
④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