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爱情和“青春”

    在和“鬼气”的对抗中，鲁迅并非处处失败。自从回国以后，他就不再是一
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他赖以对抗“鬼气”的主要力量，也早已不是那种明确的理想主
义信念，而是他的生命的渴望发展的本能。不甘心“待死”也罢，想告别魏连殳也罢，
都主要是这本能勃发的结果。因此，即便在思想上挣不脱“鬼气”的包围，他也会在其
他方面继续挣扎。到一九二五年，他终于在一个方向上打开了缺口，那就是对女人的爱
情。
    我们都还记得，一直到二十年代初，他的生活中可以说是毫无女性的温馨气息的。
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也为了维持自己的名誉，他甘愿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但是，
虽说自己愿意，这样的日子却非常难捱，一丸一八年初，他的一位生性洒脱的堂叔病逝，
他在信中向朋友慨叹：“家叔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羡其福气”，1就透漏出
他对自己的不满有多么深切。随着对民族和社会的失望日益加深，又与周作人闹翻，大
家庭的理想破灭，内心深处的虚无感愈益弥漫开来，他这不满也一天比一天壮大。他不
是看出了原先的那些牺牲的无谓，不想再那样“认真”么？他不是说从此要顾自己过活，
随便玩玩，不再一味替别人耕地么？原先重重地压在背上的那些责任感，似乎日益显出
它们的轻薄，他也势必要一次次反问自己：你个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冲出单
人禁闭的囚室，寻一位真心喜爱的女人吗？他在虚无感中陷得越深少那背弃孝道和婚姻
的内疚感就越淡，我简直想说，正是那“个人主义”的情绪，激活了他追求爱情和个人
幸福的激情。他开始和姑娘们来往，有的来往还相当密切。到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之后，
他的客厅里更出现了一群聪明活泼的女大学生。有一次过端午节，他请她们在家中吃饭，
竟喝得有了醉意，“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案小鬼[指许广平]之头”，
2手舞足蹈，开怀大乐，那久受压抑的生命活力，勃然显现。
    就这样，在一九二五年夏天，鲁迅终于和这群女学生中的一个--许广平--相爱了。
    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
迅还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她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
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敬仰鲁迅，也能理解他，对他的追求就更为热烈。你不
难想象，当她表白了爱情，又从他那里收获同样的表白的时候，她的心情会多么兴奋。
    但是，鲁迅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他爱许广平，但对这爱情的后果，心中却充满疑虑。
这疑虑还是来自虚无感，它就像一枝锋利的双刀剑，既戳破孝道之类旧伦理的神圣性，
又戳破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之类新道德的神圣性，它固然锈蚀了鲁迅的精神旧宅的
门锁，却也会当着他的面，把他打算迁去的其他新居都涂得一团黑。传统的大家族当然
是无价值的，孝道也可以说是无谓的，但那新女性的丰采，恋爱婚姻的幸福，是不是也
是一个幻象呢？鲁迅早已过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年龄，再怎样喜爱许广平，也不会
看不出她的缺陷。社会又那样险恶，在一九二五年，无论北京的学界还是官场，都有一
股对他的敌意在婉蜒伸展，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会不会授那些怨敌以打击的口实呢？
倘若种种打击纷至沓来，他们的爱情能禁受住吗？在写于这时候的短篇小说《伤逝》中，
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
程表现得那么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也是怎样地偏于悲观了。
    所以，他最初的行动非常谨慎。他向许广平表明，他无意和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
他还保持原来的婚姻。这实际就是说，他并不准备彻底拆毁那旧式婚姻的囚室，他仅仅
是自己凿一个洞逃走。他也不想马上和许广平同居，固为条件还不具备，还需要作些准
备。首先是钱。为了购置砖塔胡同的房子，他已经欠了朋友八百块钱的债，一直无力偿
还；他又才被章士钊革职不久，倘若因为和许广平同居而遭人垢病，打输了官司，那岂
不是要落人涓生和子君的恶运了吗？其次，他也不愿在北京与许广平同居，离母亲和朱
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毕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气又日渐压抑，后来更发生“三．一
八”惨案，他自己也几次离家避难，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总得另寻一处安全的地方。
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和许广平的爱情本身。这里既有对许广平的疑虑，也有对自己
的反省。“我已经是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内心的伤痛，还能够容纳这样的爱情，还配
得上争取这样的爱情吗？”“让她这样与我结合，她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
现在甘心情愿，以后会不会后悔？”“她究竟爱我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每当晚上，
他躺在床上抽烟默思的时候，类似上面这样的疑虑一定会在他心中久久盘旋，去而复返
的。他面前似乎已经浮出了一条逃离绝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时走进去，又怎样走进
去，却久久下不了决断。
    一九二六年初春，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新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是鲁迅
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那里远离北京，邻近广东，不但气候温暖，政治空
气也总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四百块钱的薪水，正是一个适合开始新生活的地方。
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八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便一同动身。但是，
尽管有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与许广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确的计划。他只是与许广平约
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
算。３你看，他还是用的老办法，当对将来缺乏把握，难下决断的时候，就先将决断往
后推，拖延一阵再说。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可是，几乎就从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
而来。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闭塞，学校主事人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如此众多，
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终至使他连声叹息：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北京都那
样糟糕，厦门还会好么？他尤其恼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学者对头——他称之为“现
代评论派”，居然也纷纷甫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厦门大学，和他做同事。譬如顾颉刚，
他曾公开说佩服胡适和陈西滢，现在居然也到厦门大学来做教授；自己来了不算，还推
荐其他的熟人来，这些被荐者来了之后，又引荐另外的人，这在鲁迅看起来，简直就是
“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４他写信对朋友抱怨：“‘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
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５远远地躲到厦门来，竟然还是会遇
上他们；在北京受排挤，跑到这里来还是受排挤，这怎么能不教他光火呢？他曾这样向
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
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日：仰东硕杀！我带来者！”６这“仰东硕杀”是绍兴土话，意思
就是“操他妈的！”厦门大学竟然逼得鲁迅不断要在心里骂出这样的话，他当然不愿在
这里久留了。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
方递了辞呈。他原想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现在却提前一年半离开，当他独自一个人在
夜灯下写辞呈的时候，先前那种种走投无路，屡屡碰壁的记忆，一定又会涌上脑际吧。
    处在这种经常要骂出“仰东硕杀”的心境里，他对和许广子的爱情的疑虑自然会逐
渐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信对她说：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
    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
    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
    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
    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
    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
    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
    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
    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７
    看得出他非常矛盾，虽然列出了三条路，真心想走的却是第三条；但他不知道许广
平是否真愿意和他携手共进，也不知道这条路是否真能够走通。疑虑重重之际，就干脆
向许广平和盘托出，既是试探，也是求援。
    许广平是多么敏感的人，立刻就觉出了鲁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虑，也知道这疑
虑的深广，她甚至还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后退，这自然使她深为不满，就用这样激动的口
气回信说：
    你信本有三条路，给叫我“一条光”，我自己还是
    瞎马乱撞，何从有光，而且我又朱脱开环境，做局外
    旁观。我还是世人，难免于不顾虑自己，难于措辞，但
    也没有法了。到这时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
    你疏远的人，发一套批评，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
    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
    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
    分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
    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
    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
    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
    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国了
    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
    破两面委曲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
    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
    攻击，对于另一方，新的部面，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
    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
    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
    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
    比较易立足。……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了管理人行
    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是就正当
    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
    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８
    这信写得很动情，也许是急不择言吧，许多话都说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鲁迅不
愿意解除旧式婚姻的内心原因，又用那样热烈的口气激励他作出决断。她甚至不隐瞒自
己的焦急和。不快，最后那一段话，简直是在赌气了。
    也幸亏是这样的急不择言，反而打消了鲁迅的疑虑。说到底，他最大的顾虑正在许
广平本人，现在从她的这封信，他看见了她的真心，许多担心和犹豫，一下子消散了。
他立刻回信，语气非常诚恳，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态度也很乐观。似乎是决意要
走第三条路了：“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
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
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
“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我觉得现
在Ｈ．Ｍ．比我有决断得多……”９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
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１０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
    也就在他终于确信了许广平的爱情的同时，广州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
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这无疑从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勇气。人世间不但真有值得信赖
的爱情，他自己也还有可以阔步的生路、无论从哪一头看，他的条件似乎都要比涓生和
子君好得多，那么，他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从旁观者的眼光看，这自然是又陷入了对自
己命运的错觉，但是，一个刚刚开始全身心浸入爱情的人，他会情不自禁地把整个世界
都看成是玫瑰花，会以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个新天地，这一点错觉又算得了什么？鲁迅
内心的虚无感是那体深厚，他大概也只有靠这样的错觉，才能够摆脱它的羁绊吧。他终
于下定了决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住进中山大学之后，即由许广平陪伴在旁，即
便有客来访，她也并不回避。十个月之后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
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二十年之后，他总算逃出来了。
    身边有了许广平，他似乎年轻了许多。他的衣着现在有人料理，头发和胡须现在有
人关心，在那么长久地禁欲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女性的温暖和丰腴，他的整个心灵，
都因此变得松弛了。在广州，他与许广平等人接连游览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电
影，满脸欢愉，兴致勃勃。到上海之后不久，又和许广平去杭州游玩，虽然是七月份，
暑热逼人，他却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陪同游玩
的许钦文和章廷谦都暗暗惊喜，从他们十几年前做鲁迅学生的时候起，还从未见他表现
过这样浓的游兴。鲁迅本是个善感的人，你只要读过他的《社戏》，就一定会记得他对
家乡风物的那种善感的天性。可是，由于家道中落以后的种种刺激，到了青年时代，他
却对自然风景失去了兴趣。他在东京那么多年，只去上野公园看过一次樱花，而且还是
和朋友去书店买书，顺路经过才去看的。他在仙台整整两年，附近不远就有一个著名的
风景区松岛，他也只去玩过一次。口国以后，住在杭州那样优美的地方，一年问竟只去
西湖游过一次，还是朋友情的客。别人都连声称赞“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却
以为“不过平平”。一九二四年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淑塔弄错
了位置，你当可以想象，他平日对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后到北京，住的时间更长，
游玩却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们游览名胜古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却是古董
铺。弄到最后，他甚至公开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
景，也不甚感动。”１１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有多少调侃的意味，倘是讲真话，那他是错
了。对自然风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个人的天赋当中，多少都埋有亲近大自然的情
感萌芽，只是由于后来的经历不同，有些人的天性得到激发，变成酷爱自然之美的多情
者，有些人的天性却遭受压抑，便自以为对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对优美的自然风景，我
们会不会深受感动，这实在可以作为衡量我们的自然人性是不是正常发展的重要标尺。
固此，看到鲁迅在广州和杭州玩得那样快活，我想谁都会为他高兴，他童年时代的善感
的灵性。那《社戏》中的天真田情态，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了。
    当然，爱情在他身上唤起的，绝不止是亲近自然的游兴。一说到爱情，人总会习惯
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轻的生命，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更容易把爱情看成青年
人的专利，许多人鼓吹爱情至上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赋权利吗？许广平
是那样一个富于活力的姑娘，又比鲁迅年轻那么多，鲁迅一旦与她相爱，这爱情就会对
他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振作精神，尽可能地焕发生命活力。倘说在绍兴会馆时，
他自安于“农奴”式的枯守。还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静来抵挡世俗欢乐的诱惑，甚至克制
和压抑生命的本能冲动；他现在却必须完全改变，要竭力振奋起自己的人生热情，竭力
放纵那遭受长期压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欲望。男人毕竟是男人，鲁迅即便把人生
看得很透，也总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富干活力的人，一个能够让女性崇拜的人。他当然有
自卑心，所以才说自己“不配”；１２但他更多的是妄强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洁力，至
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轻。事实上，也只有当这要强心在他头脑中占上风的时候，他才会
但然地接受许广平的爱。只是这要强心一面允许他拥抱许广平，一面却又暗暗地告诫他：
你必须像个年轻人！
    鲁迅本就是情感热烈的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许多表现自
然会洋溢出青年人的气息。他对黑暗的极端的憎恶，那种不愿意“费厄泼赖“（FairPl
ay）的决绝的态度，都是极能引起青年共鸣的特性。但是，他毕竟又是个思想深刻的人，
四十年的经历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深广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
欢呼雀跃，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选一处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堑中静
静地观察，这正是他到北京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层心境
的人生态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斗志，焕发精神，以一种青年人的姿态置身社会，
他的言行就常常会逾出“常态”，显出一种特别的情味。比方说，他从来就是个实在的
人，说话都是有一句说一句，可在砖塔胡同的家里与姑娘们笑谈的时候，他却屡次提到
自己床铺下面藏着一柄短刀，又详述自己在东京如何与“绿林好汉”们[指光复会中人]
交往，言语之间，时时露出一丝夸耀的意味。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对青年学生
已经不抱什么期望，所以“女师大风潮”闹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观态度。可是，一旦
与许广平们熟识，他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代她们拟呈文，赵草宣言，还一个一个去联络
教员签名，组织校务维持会，里外奔走，口诛笔伐，终至被章士钊视作眼中钉，我不禁
想，倘若他并不认识许广平她们，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吗？即便出于义愤，站出
来声援学生，也不过是像联署那份宣言的马幼渔们一样，说几句公道活了事吧。同样，
他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不但对“五四”运动作过那样冷淡的评价，就在一九二六
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还硬把许广平留在家里，不让她去执政府门前请愿：“请愿请愿，
天天请愿，我还有东西等着要抄呢！”１３可是，当“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死
难者中间又有他熟稔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连三地写文
章斥骂当局，口气激烈得近于切齿，我难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对刘和珍们怀有亲近的
感情，他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身为这些年轻姑娘的亲近的师长，对她们的惨遭屠戮
却全无救助之力，望着许广平们的悲愤的眼光，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猜想，大概
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才使他下笔的态度格外激烈，诅咒的口气也格外决绝吧。推而广
之，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公开的文章中，依旧勉力唱一些其实心里并不相信的希望之歌；
在明明已经深觉沮丧的情形下，依旧戴着面具，表现出充满热情的斗士的姿态，所有这
些“心口不一”的行为背后，是否都有那爱情的压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说，他到广州与许广平会合以后，这压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应该老是神
情阴郁，于是他勉力说一些鼓舞人的话，有一次甚至断言：“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
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朵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
望。”１４有活力的人不但应该对将来抱有信心，更应该投入实际的革命，许广平就正
是这样做的，她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对“国民革命”满怀热情。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
个彻底的怀疑意识，也来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
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
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
永放射，无远弗到。”。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
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１６在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
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民元
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１７读着他这些激进的言辞，我仿佛能想象
到当时的情景：一个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着台下年轻听众们的热切的目光。用
绍兴腔提高了嗓门大声呼喊——为了焕发青春的气息，他的确是尽了全力了。这也自然，
身边有许广平，四周又是初到广州时的青年人的热烈的欢迎，任何人处在这样的境遇里，
恐怕都不免要兴奋得像一个十六八岁的小伙子吧。
    鲁迅毕竟不是十六八岁的小伙子了。一九二七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
秀山，当踏上一个小土堆时，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还健，他执意要从那土堆上
跳下来。他是跳下来了，但却碰伤了脚，半天的游兴，就此打断。这脚伤还迟迟不肯痊
愈，半个月后他去香港作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不知为什么，每当读到
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我就总要想起这件事，它似乎是一个象征，既表现了他的
心情的活泼，更表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四十五岁才尝到爱情，已经太晚了，他
无法像十六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
不自禁地要用恶意去揣测世事，要他单单在争取个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备的盾牌，
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
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
    这紧张也井非无因。就在他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
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１８他们还没有
同居，议论就已经来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飞舞到怎样。事实上，一九二八
年二月，他和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鲁迅先生：昨与××××
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
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１９写信人自称是崇
拜鲁迅的青年，却如此看待他和许广平的爱情，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会上永远有好奇
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众，你就是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总
会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恶意跟踪而来。干脆想通了这一点，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
在，鲁迅同辈的文人中，就颇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脱，无所顾忌的。但是，鲁迅做不到这
一点，愈是心中“鬼气”蒸腾，愈是把社会看得险恶，一点小小的流言，就愈会引发他
广泛的联想；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的攻讦，报章杂志上的恶意或无聊的渲染，学界和文
坛上的有权势者的封锁，最后是经济上的拈据和窘困：他已经无力摆脱那个涓生和子君
式的悲剧的梦魇了。
    正因为心头总是压着那个梦魇，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依然左盼右顾，如履薄冰。
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
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
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
到旅馆，住进那房伺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他说：
‘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
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２０——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
一年半以前，他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口气是何等坚决：“不必连助教都
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２１可你看他这住房的安排，
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吗？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样快活，看到他晚上这样睡觉，
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放松过吧，陪伴心爱的女人到
西湖边上度蜜月，都会如此紧张，这是怎样可怜的心境，又是怎样可悲的性格？
    这样的紧张一直持续了很久。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一九
二九年五月，她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将实情告诉她，并请她
转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陆续告诉远。方的朋友。但即
使是通报，口气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给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写信，说那些流言如何气人，
于是他索性“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房子里——但自然也还
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
２２这哪里只是通报，中间夹着这么多解说，而且到了最后还是含混，并不把事情说清
楚。也许他并非存心如此？那么，心里明明想告诉别人，写出来却这样吞吞吐吐，这又
说明了什么呢？许广平将实情告诉姑母后，对鲁迅说：“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
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指生产]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
法。”２３什么叫“惊弓之鸟”？莫非在下意识里，他们自己也有点心虚？一个人受多
了压抑，就会丧失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连评价自己，也会不自觉地仿照周
围人的思路。尤其当与社会习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心
理上还是常常会承受不住，不知不觉就畏缩起来。鲁迅和许广平这“惊弓之乌”的紧张，
是不是也正来源于这一点呢？当然，他们愿意将消息公诸亲友，总还是因为有了信心，
你看鲁迅这时候写给许广平的信：“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
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对许广平的呢称]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２４就表露
出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轻松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后，才刚刚松这一口气，他们先
前的屏息担心，未免也太过分了。

    注释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
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
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
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
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
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
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
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
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
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
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我一想起
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
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
    １鲁迅：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十六页。
    ２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八页；并《研究》，
四十页。
    ３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八页。
    ４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十二页。
    ５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三十六页。
    ６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一
十页。
    ７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九页；并
《研究》，一百零四至一百零五页。
    ８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鲁迅信，《研究》，一百二十六页至一百
二十九页。
    ９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八十七页。
    １０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六页。
    １１鲁迅：《厦门通信》，《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九页。
    １２同１０。
    １３许广平：《鲁迅与三·一八惨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百
六十八页。
    １４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而已集》，四页。
    １５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集外集拾遗》，二百十五页。
    １６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１７清水：《我怀念到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七十
五页。
    １８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四十五
页。
    １９周伯超：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致鲁迅信，引自《研究》，二百七十页。
    ２０许钦文：《鲁迅在杭州》，钟敬文编：《鲁迅在杭州》，杭州，《西湖文艺》
编辑
    ２１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八页；并
《研究》，一百八十九页。
    ２２鲁迅：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
五页。
    ２３许广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七十页；并
《研究》，二百二十页。
    ２４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四十八页；并
《研究》，一百九十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