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梁实秋“人性”论战评议

发生于７０年前的鲁迅、梁实秋论战，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但时代的风雨并没有洗刷掉这次论战的意义。它像一块磁石，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关注。１９９７年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还有着不少的销售量，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呢？这是因为这次论战涉及的文化问题很多，如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民众与天才的问题，文艺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关于文学的翻译问题，等等。其中，尤其是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理论意义。而这个问题又是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人们总希望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中获取某种教益。

我国以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梁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大多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梁实秋的观点是错误的。海外有的研究者，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杜博妮（Ｂｏｎｎｉｅ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说：“我多年前研读这场争论的印象是，鲁迅并不公平，论辩也有欠逻辑，文字上很不客气，还有人身攻击。相形之下，梁实秋就理性得多，公平而且有耐心。这场笔战的结果，就我的印象而言，是鲁迅得胜，但并不是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笔比较犀利。不过，道理是在梁实秋这边的。”（转引自《鲁迅研究动态》１９８８年第７期）近年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人对过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１９９７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鲁迅等人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战，是一种“错位的对话”，其理由是：“这场论争涉及面甚广，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诸问题都在论争中被提了出来，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本质、功用、价值等问题，更应认真讨论、深入论争。但是，由于当时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忽视了其他层面。梁实秋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结论，在政治上自然是荒谬悖时的，但他立论的理论基础———新人文主义却主要根植于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建设中，自有其参考性价值，绝非一无是处，比如追求审美的普遍性、永恒性，就本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共同目标。左联迎战的只是梁实秋的局部性政治结论，而对于梁实秋的理论基础却触动不多，这颇像文学批评上的用政治批判代替审美分析一样，虽然胜者自胜，败者自败，但终究不过是一次错位的对话。”鲁梁关于人性论问题的争论，引来众多不同的评价，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人性与阶级本身的复杂性，恐怕是产生诸多分歧的内在原因。

一　人性复杂

不能简单对待它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过两句很明智的话：“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括的是几样成分？”承认人性的复杂性、否认人性的单一性，应当是解开人性之谜的起码条件。可惜，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中，恰恰把人性的复杂性说成了单一性。梁实秋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话语是：“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在梁实秋看来，世界上的人性是一样的，并没有阶级的区别，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因而它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吗？梁实秋既然承认，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存在决定意识，由此不正好应当推导出人的阶级性吗？但梁实秋却回避了这一人性中的根本问题，而大谈特谈人的共同性。其实，梁实秋所说的那些问题，有的属于生理层面（如遗传与“爱的要求”），有的属于社会层面（如伦常观念与审美意识），有的属于阶级层面（如经济的环境不同与生活状态之差异），岂能一概而论之？

鲁迅针对梁实秋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在这里，鲁迅强调了人性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不带阶级色彩的普通的动物性和与经济地位相联系的阶级性。鲁迅的这个分析，比起梁实秋一锅煮的人性论来，自然要高明得多，科学得多。但鲁迅的这段话，也有使人感到不甚满足之处，那就是他对表现阶级利害关系不甚明显的人类共同审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如灾区的饥民中，也可能有人会去种兰花的；具体的“焦大”由于各种原因，当然不会爱上林妹妹。但劳动人民出身的仆人爱上娇小姐的事例，或者公子哥爱上年轻美貌的丫环的事例，却是屡见不鲜的。曹禺名剧《雷雨》中周萍、周冲与四凤的爱情关系，就为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重新阅读鲁迅梁实秋关于人性问题的论战文字，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它使我改变了过去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去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如：人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人的共性与阶级性是如何体现的？如何恰当理解文学的阶级性？怎样评价鲁梁论争的功过是非？……经过反复思考，现在我认为，只有对人性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细致分析，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动物。因此，在人类身上必然具有动物性。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这里说的即是作为生理层面的人所共有的东西。鲁迅所说的人的“动物性”与“生物性”，就是指此而言的。梁实秋所讲的“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指的人的动物性与生物性。鲁迅与梁实秋都承认人的生理属性，不同的是梁实秋企图以此来代替人的阶级属性，那当然遭到了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批驳。鲁迅虽然坚持生理性跟阶级性的区别，但个别论述不免简单化，把生理现象描绘成了带阶级属性的东西，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鲁迅在《文学和出汗》一文中说：“‘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他企图以此说明人的阶级性。众所周知，人的出汗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本身并没有阶级的区别，之所以有“香汗”与“臭汗”之分，一定因为有其他附加的物质条件。如果女工在体力劳动之后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报，并涂指抹粉，她再出的汗，也一定是香汗。

不同阶级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又必然具有这样那样的共同性，比方大家自觉遵守一定的劳动纪律和社会公德，追求民主与自由，欣赏文学艺术或自然风景的一致审美情趣等。倘若没有这些共同性，人类社会必然乱套，人与人之间也会缺少必要的共同语言，社会很难得到进化与发展。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的通信中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有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鲁迅所指的“而非只有”阶级性的部分，即是人们的共同社会属性。其实，梁实秋所言“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之类，指的也是人类的共同社会性。但是，有的左翼作家却对人的阶级性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而否认人的共同社会属性。如冯乃超在批判梁实秋的《冷静的头脑》一文中说：“在阶级社会的里面，阶级的独占性适用到生活一般的上面。言语，礼仪，衣食住，学术，技艺，乃至一切的生活内容。”“人间依然生活着阶级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感觉，美意识，又是人性的倾向，都受阶级的制约。”冯乃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的一切生活内容“都受阶级的制约”，他否认人类有共同的审美意识。以这样简单化的理论，怎么能够批赢梁实秋呢？而我们过去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对冯乃超的文章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胡乔木在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７日《致胡耀邦并转邓小平》的信里指出：“关于人性问题，马克思从未否定人性，只讲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不能脱离社会性，但社会关系不同于阶级关系，社会性也不同于阶级性，前者的含义要广泛得多。”（见《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已往偏颇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在阶级社会里，人除普遍的动物性、共同的社会属性之外，还有更本质的阶级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阶级关系又是最重要的关系。列宁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由于阶级利害关系不同，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打上了各自的阶级烙印。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统治者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而被统治者则总是说，造反有理，革命有理。梁实秋一方面承认社会上有“资本家”和“劳动者”，另一方面又否认他们在阶级性上有差别，认为“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这不是明显地在为统治者和剥削制度辩护吗？

人性问题的确是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很难机械地分解出它的几样成分。但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大体可以了解它的内涵了，即人性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林非先生曾经形象地指出：“如果用金字塔的形状对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作出比喻性描述的话，人的全部自然属性是它广阔的地基，人的全部社会属性是它的中部，而人的阶级性却是它的顶部了。”（《“人性→“阶级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笔者十分同意林先生的观点，而且认为这个看法比较接近鲁迅的原意。需要指出的是，人的社会属性与阶级属性有时是彼此交融的，很难机械地分割开来。梁实秋的最大错误，就是把复杂的人性问题简单化了，他将人的生物性与人的社会性混为一谈，并且以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取代了人的阶级性。他否定了人的阶级性，也否定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的阶级性，更不承认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学。

二　异中有同

并非敌我性质矛盾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与梁实秋等人的论战，进行得十分激烈，笔枪舌战，你来我往，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梁实秋向社会暗示左翼作家接受了苏联共产党的卢布———这在当时是可遭杀头的罪名；冯乃超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更指斥梁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那么，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矛盾究竟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呢？在当时，鲁迅的确把梁实秋视为了敌人。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中说：“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不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将包括梁实秋在内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与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以及他所宠爱的文人邓南遮相提并论，这显然是把梁实秋当成了敌人。但是，判断梁实秋是不是敌人，不能只根据他的片言只语，而要看他的整个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梁实秋是热爱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在文化上他也提倡民主文化、反对封建文化；对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不想根本推翻，但也是有所不满的。这样的人虽然在思想认识上跟左翼作家存在着分歧，但又怎么能把他当成敌人呢？

梁实秋与鲁迅固然存在着原则分歧，但在对思想文化的看法上也有某些共同点。举其大者即有：

首先，他们都向执政当局要求思想自由。梁实秋为此曾发表过《论思想统一》、《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等文章，他说：“中国现今令人不满的现状之一，便是人民没有思想自由”；“我赞成各种主义的信仰者都有充分的出版言论自由”。为此，他呼吁：“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以鲁迅为首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为争取思想言论自由，曾组织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称：

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下来共同奋斗！

虽然梁实秋与鲁迅要求自由的内容、力度有所不同，但要求“自由”则一。如果左翼作家能够放弃成见，求同存异，在争取自由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岂不更有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是既有阻力作用又有助力作用的，对他们不能片面看待！其次，鲁迅与梁实秋在对待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也有共同之点。关于文艺与人生的关系，鲁迅一贯坚持文艺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的观点。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梁实秋也认为，“艺术与人生是不可分离的”；他反对“为艺术的艺术”之主张。梁实秋说：“‘普罗文学家’攻击‘为艺术的艺术’的思想，是很对的；但是他们以为除了‘普罗文学’便全是‘为艺术的艺术’的文学，这态度是不对的。不过我们若反躬自省，平心而论，现在‘为艺术的艺术’的思想的确是很嚣张，的确是还迷惑着不少人，所以我特别提出‘文学的严重性’来讲一讲。我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是我不站在‘普罗’的立场上。”（《文学的纪律》）既然当时的文坛上存在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鲁梁都一致反对之，那为什么不可以在此点上采取共同行动呢？

１９３３年，中国文坛曾开展过关于“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之讨论。这年８月出版的《文学》“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曾这样谈及“题材的积极性”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对此问题，鲁迅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答道：“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梁实秋在《所谓“题材的积极性”》一文中，也作了与鲁迅意思相似的回答：“对于工农大众的生活没有亲身尝历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表现得生动的。所以‘题材的积极性’这一个口号嚷出来，对于作家并没有益处，作家如其是对于大众生活并无体验的（我想现代中国作家什九如此），要‘积极’也无法，如其是既无体验而又要时髦的（我想现代中国作家这样的也不少），只好在想象中‘积极’起来，其结果是不着边际的一派宣传而已。”不言而喻，梁实秋的意见对健康地发展我国的文艺事业，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

梁实秋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对无产阶级文艺具有偏见是必然的。但梁实秋毕竟是一位懂得文艺规律的人，他的偏见中有真理，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某些尖锐批评，非常击中要害，可谓苦口良药。例如他说：“□□□人有一种简单的伦理学：非赤即白，非友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普罗文学家’也抄袭了这样的方程式，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没有这样简单。”（《文学的严重性》）大革命失败以后，左翼文艺阵营的确存在一种偏激思想：革命文学论争时，由于鲁迅提出了某些不同意见，便被指责为“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左联”成立前后，又把那时的许多文艺论争，视为“围剿”与反“围剿”之间的敌我斗争；把“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中的很多成员，说成是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这种极左思潮，貌似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庸俗的“机械论”，它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也严重地影响了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作为左翼作家的论敌，梁实秋较早地指出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幼稚病，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三　观点有变

梁实秋在逐渐进步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６年，梁实秋与鲁迅在文章上不断有所交锋。仔细琢磨，梁实秋的某些观点悄然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第一：文学的看法上，他由否认其阶级性到多少承认它的阶级性。梁实秋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写的文章，全然否定文学的阶级性。他说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错误，就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到了１９３３年１２月，梁实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人性与阶级性》一文。他在该文结末说：“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这里，梁实秋虽然只是说文学表现人性与阶级性有“轻重表里之别”，但他毕竟承认了“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这比起其原来的纯人性论观点确实有了松动与进步。

第二：对无产阶级文学由排斥到允许其存在。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梁实秋认为，“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文学，所谓“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类名词，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创作上也是不存在的。数年之后，梁实秋在《文艺自由》一文里，对国民党政府“查禁普罗书籍”表示抗议。他说：“对于真正爱好文学的人，文坛上生添出了一批普罗文学，这是该加欢迎的事。”“普罗文学的理论，是有不健全的地方，本刊屡有批评，可是它的理论并非全盘错误，实在它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艺术论有许多点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并且是文艺批评家所不容忽视的新贡献。即是反对普罗文学的人也该虚心的去了解它，然后才能有公正的判断。”“可是这一回普罗文学之又将遭受取缔，我的同情却在普罗这一面。这并非是示惠于人，亦非故做公正之态。凡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这段话出自梁实秋之口，简直使人感到惊异。它雄辩地证明，时代在变，梁实秋的观点也在变，而且变得对革命文艺非常有利。过去我们无视这种变化，是非常不应该的！

第三：对鲁迅杂文的态度也有变化。１９２７年６月５日，梁实秋以徐丹甫的笔名，在上海《时事新报·书报春秋》发表了评论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文章。他称赞“鲁迅先生的文字，极讽刺之能事，他的思想是深刻而毒辣，他的文笔是老练而含蓄。”梁实秋认为，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语言特色是，一为“灵活巧妙”地引用文言，二是“喜欢说反话”，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率先对鲁迅的杂文艺术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但在跟鲁迅论争之后，他对鲁迅杂文的评价却唱了低调。他批评鲁迅是消极的“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态度偏激、“谩骂一切”。他在《讽刺文学》一文中说：“在现代作者当中，鲁迅先生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最富于讽刺。但比较成功的讽刺文学亦只有《阿Ｑ正传》一篇。……至于他的杂感，由《华盖集》以至《伪自由书》，内中妙文自然也有不少，而称得起讽刺文学的恐怕一篇也没有。”同一个梁实秋，衡量同一作者的杂文，斤两却那么不同，这不能说梁实秋的头脑是冷静的。时过数年，梁实秋于１９４１年写的《鲁迅与我》又说：“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这个评价理智客观，可作定论。梁实秋既是鲁迅的论敌，又是鲁迅杂文艺术的有特色的评论者之一。

鲁迅与梁实秋关于人性、阶级性的论争，的确是个复杂的问题，对其中的是非功过，应做实事求是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千万不能犯形而上学的毛病：绝对地肯定一切或绝对地否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