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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歌会》教学实录及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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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一种新倾向。有识之士纷纷对于这种“去语文化”，缺少语文味的语文课忧心忡忡。李海林先生在其长篇论文《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当中，对于这类现象作了深入剖析，并归结出了“泛语文”“反文本”“无中心拓展”等等常见“症状”。在这堂课里，我们欣喜地看到，教师、学生都是真正意义的文本的读者，当然也是真正意义的语文学习者。你看，课堂从头到尾的哪个环节哪项活动，是离开了文本，离开了语言这个根本的呢？教师课前对于文本生命内核的挖掘，是基于文本，基于语言的。课堂里引导学生去把握生命内核，以生命的精神濡染学生，这一过程中，处处表现出对于文本、对于作者、对于语言的充分尊重。而绝无那种“空手套白狼”的“空手道”的影子。
有意思之二：
对于这堂课，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是，杨聪老师不仅是一个高明而睿智的“读者”，更是一个清醒而成熟的“教者”。如果说，第一层“意思”主要是说杨老师对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把握这一维度上的，那么，第二层“意思”则主要是指向课堂运作的维度。
“肤浅”当然是我们所竭力反对的，可是，有些时候，尤其对于语文老师而言，“深刻”，却更是我们应该时时防范的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什么有些课堂上会出现教师激情澎湃而学生毫无反应的热饼贴冷锅的尴尬局面？其中因素当然复杂得很，也无法一概而论。可是，很重要也是很常见的症结可能在于，教师在引领学生贴近文本贴近语言上下的工夫不足，力度也不够。忽然想起蔡少在博客上贴的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那是王富仁教授的告诫：莫用学生的主观性取代教师的主体性！我想，王先生的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好好记取的（李海林先生告诫的“教师不作为”现象是否与此相类？）。不过，在此我想提醒的是另一种极端：莫用教师的主观性取代学生的主体性！
试想，如果教师在课前对文本的解读是深入甚至是有创见的，可是，这种深度与学生固有的认识水平（图式？）落差太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学生接受（同化或顺应？）的可能。那么，课堂的教学将陷入困境，而最终的教学效果也是大可置疑的。
有一个很好的理论可以用来说明问题。苏联维果茨基的研究表明：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能起到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但需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儿童还不能独立地完成任务，但在成人的帮助下，在集体活动中，通过模仿，却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把握“最近发展区”，能加速学生的发展。我想，每一个语文老师，可以不知道维果茨基，也可以不知道“最近发展区”的名头。可是，“最近发展区”的道理，却绝对应该做到人人心中有数！我们常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那是多么自然熨贴的情况哪，而“强扭的瓜不甜”更是妇孺皆知的常理。可是在课堂里，任课老师一厢情愿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更有固执者，造成课堂僵化的后果不自我反思，反而找出诸如电脑不灵光、学生不配合之类的理由来加以搪塞，这样的情况，真真叫人不知如何说他！想起有专家提到过的一个说法：强势。是的，有些老师，在课堂上给人的感觉是过于强势，以至于要让人心疑，他更在意（或者说迷恋）的可能是自己的那点小九九而并不是课堂教学的效果和学生的发展吧！
而我深感欣幸的是，我所喜欢的杨聪老师，他是个出色的老师，却并不是这样一个“强势”的老师。相反，他是温和的，平和的。他愿意走近学生，他也欢迎学生走近。事实上，学生也都愿意走近他、贴近他。所以，最终的“心有灵犀”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个“天人合一”的“天作之合”，引来的是教师们会心的、赞许的掌声，而绝没有那种对“预设”的惊讶感或者不适感。
你看，杨聪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仔细研读了《云南的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点，那就是“意思”一词。于是最终形成了“发现意思──没意思──作家的意思”的整体设计。本设计的妙处有二。①“意思”这个“教学切口”来源于文本，既关注了学生的情感认知，又能自然引领学生去细读文本，品味语言，从而深入理解语言背后的作家情怀，达到“文”“言”结合之妙境；②从宏观上看，整个教学流程能使学生的思维认知始终处于“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其间充满变化与生机，从而让整个课堂呈现出起伏变幻的曲线之美，从建构主义认识论和现场效果看，这确是一个完整而有效的阅读过程。──这是杨聪教学反思中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一个教学组织者与实施者，杨聪是如此的睿智如此的清醒。这样的考量，已经不是简单的“设计”一词可以概括得了，我想，称之为“艺术”，大约也是合适的。
想起杨聪自己的一番话来。他在事后说：这堂课在“生命环节用时过少，致使课堂出现头重脚轻之感，从而让最后呈现的字幕力不从心，缺少应有的震撼力。原因在于生命环节的铺垫不够，没有让学生很好地体验现实人生的沧桑与疲惫，故而‘清风明月’就难以走进他们的心灵。”并进而说，“由此可知，课堂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相对准确的时间付出，否则将难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铺垫的妙境”。对于杨的这一看法，我有不同的想法。
我以为，第一，“生命环节用时过少”不知作何解？是不是说应该压缩其他的课堂环节腾出时间来保证足够的“生命环节”？可是，我的陋见，整堂课（当然包括前面对于歌会的“意思”的揣摩，即便是最初的第一个问题“同学们，你觉得作者所写的这些有意思吗？”也是服务于最终的“生命”主题的。换句话说，前面的活动与环节的设置，都属于为生命环节所作的必要的“铺垫”。事实上杨本人又认为“生命环节的铺垫不够”，那么，我想提出疑问了，到底是怎样的环节才属于“生命环节的铺垫”呢？你看，“发现意思──没意思──作家的意思”的整体设计当中，“发现意思”也好，“没意思”也好，哪个环节不是事实上服务于最终的“作家的意思”即课堂上学生所说的“生命的美妙，生命的美好”，老师所说的“生命的颂歌”这一归结点吗？没有前面的“藤”，怎么会有后面的“瓜熟蒂落”呢？
第二，杨不满意于自己“没有让学生很好地体验现实人生的沧桑与疲惫，故而‘清风明月’就难以走进他们的心灵”。我以为，有这样的主观追求是很值得肯定的，可是这样操作的可行性却颇让人怀疑。根据《课标》的要求，“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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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沈从文 作品 云南的歌会,沈从文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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