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活是多么广阔》这首短诗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我常常收到有些中学的教师和同学的来信，向我提出一些问题。除了个别的信我曾经写过简短的回信而外，多数的信我都不曾作答。我想我应该来总的答复一次。
有些同志问我，“是什么促使你写这首诗的”，要我讲一讲写它的经过。
这首短诗是我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写的。 《夜歌和白天的歌》，除了四篇而外，都是写于延安。那时候我写的都是自由诗。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我写的自由诗，比起抗日战争以前我所写的那些带有形式主义的影响的诗，内容开展得多，语言也朴素了一些。但到了后来，我感到那样的写法也有弱点，往往一写就是几十行以至一二百行，容易写得松散，不精炼。我有意识地想写一点歌一样的短诗。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三月间我写了十多首这样的诗(现在的《夜歌和白天的歌》删掉了几首，只有十首了)。虽然仍然是自由诗，在写法上是有些不同的。第一篇是《黎明》。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清早，我坐在窑洞的门口，望见山底下浮着白雾，空气里带着露水似的微冷，黎明在变成白天，就象花朵在慢慢地开放。在这样的早晨的静寂中，山底下的工人们打石头的声音飘散在山谷里，一声一声地听得很真。我知道他们是在为了建筑新的房屋而劳动。我也就坐在桌子前面开始写我的无声的短歌。过了一些日子，在这同样的环境里我写了《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感到早晨，希望，未来，正在生长的东西，少年男女，这些都是有着共同点的，都是吸引我们去热爱的。当我的心完全倾向于它们和他们的时候，当我为它们和他们歌唱而感到巨大的幸福的时候——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
充满了渴望。
那首短歌就是以这样几行结束的。写了这样几行，我就紧接着写了《生活是多么广阔》。不但是在同一的早晨，在时间上紧接着，而且在内容上、在情绪上这两首诗也是连续的。前一首的最后一行不是说“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吗，我忍不住接着就来热烈地赞美生活，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有一个中学的一班同学用全体的名义写信给我，把这首短歌叫作“歌颂生活的诗”，那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生活的颂歌正是我要献给少年同志们和年轻的同志们的短歌之一。他们正是那许多以“去”字开始的句子的被省略了的主语。同时，又可以说这首诗正是我对于生活的梦想和渴望的一点表现。
有同志问： “诗中的‘生活’是指什么样的生活?是指各个阶级的生活，还是单指工农兵的生活?”
如上所说，这首诗是在延安写的，是为少年同志们和年轻的同志们写的，同时又部分地表现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梦想和渴望。那么，它里面所说的生活当然指革命的前进的人的生活。难道我们的少年同志们和年轻的同志们不应该是革命的，前进的，不应该成为劳动人民的忠实的儿女，还要去过剥削阶级的生活吗?
有些同志对“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这句诗提出了疑问的意见。有的说：“当然，凡是有生活的地方肯定说是有宝藏。可是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真使我有些不明白。难道在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人民不是非常痛苦吗?难道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的时候，也是快乐的吗?”有的更说：“胡风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有诗’的错误理论，当然和你的‘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的诗句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本质上有立场观点的不同。但是，它们字句上很相似，会不会在读者中引起混淆呢?”
我想，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看问题。任何事物，如果把它孤立起来看，如果不把它和周围的事物联系起来看，那是无法确定它的性质和意义的。我在前面首先叙述了我写这首短诗的经过，就是为了让同志们多了解一些和它密切有关的东西。这首短诗既然是为革命的前进的少年同志们和年轻的同志们写的，说他们的生活里有很多很多快乐，不能说不符合事实。这首短诗既然并不企图表现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也不打算表现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没有写到他们的痛苦，也就没有不对。对于“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这句诗和胡风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有诗”那样的话，都是不能孤立地去看的。如果把它们都孤立起来看，不但它们好象容易混淆，而且胡风的那样的话的错误也就无法确定了。胡风的那样的话的错误，在于那句话的背后有他一整套的错误的理论，在于他用那句话来反对党的文艺新方向，在于他用那句话来反对文艺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来反对他们和工农兵结合，来反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还有，诗歌和科学的文章不同，我们不应该要求诗歌写得和科学的文章一样。常常被引用来说明文学艺术容许夸张的例子有李白的一句诗：“燕山雪花大如席”。就是在最寒冷的地方，谁曾看见过这样大的雪花呢?李白又有这样一句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最艰险的道路，难道真比上天还难吗?这样的诗句的作用在于加强读者的印象，加强艺术的效果，在于强烈地表达诗人的情绪和感觉，是不可以当作科学的文字看待的。两千多年前的孟轲已经懂得了对待诗歌不应拘泥于它的文字词句而应体会它的主要意思这样的道理。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是说得很好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是列宁曾经称赞过的名诗，它最后是这样写的：“噢，假使能再开一次会，来讨论根绝一切会议，那该多好!”在有些不了解或者不承认文学艺术的特点的人看来，这个结尾是应该大受批评的。他们一定会说：“会议是进行革命工作的一种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方式，只能说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怎么可以提出‘根绝一切会议’!”那么到底是这样的严正的批评家对，还是列宁对呢?我看还是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这首诗不是指示，不是社论，结尾的那样几行也不是向党和政府提出来请求付诸实施的建议，只是用它来表现一种激烈地反对迷于开会的蠢事的情绪而已。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有谁来召开一次讨论根绝一切会议的会，而且真的从此一切会议就根绝了。对于“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我希望同志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句诗，不可呆看。如果我们要求诗歌写得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文一样，不是把它当作文学艺术作品来欣赏，不是根据它的总的倾向和主要的感动人之处来评判它，不是把它常有的夸张的语言看作一种表现诗的激情的方式，而是呆板地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一句一句地挑剔它，要求它写得象科学的著作一样精确和周密，我看结果是非达到干脆取消诗歌的存在不可的。
有些来信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批评这首短诗。有一位同志说：“它没有结合国家的当前任务，没有强调去参加农业合作社，没有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符合。”另一位同志建议我在第三节末尾加上一行：“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争取做个生产能手。”还有一位同志更为热心地把这首诗全部改写了一遍，把许多今天重要的工作而这首诗没有写到的都加进去了。
这些同志好象没有注意到这首诗是一九四二年写的。而且这是一首总共不过十六行的短诗，它怎样能够担负那样多的任务呢?我们今天的伟大的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是应该去生动地描写，热烈地歌颂的。但这样的任务应该由新的作品来担负。
我对这些同志的意见说出了我的不同的看法，完全不是说我这首诗写得如何好，如何没有缺点。不，这实在不过是一首平常的小诗。只是对少年同志们和年轻的同志们歌颂生活，歌颂生活的广阔和许多生活都很有意义，今天看来，仍不能说是错误而已。第二节所写的那些生活，大致都是一些年轻的同志们容易感到兴趣的生活，近乎举例。第三节是一个补充。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上面所写的那样一类比较吸引人的生活里面，而是过着寻常的日子，只要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同志之间，有热情，有理想，积极工作，并且发扬革命友爱，那同样会感到生活是很有意义的。我不可能也不应该把一切有意义的生活和工作都写进去。如果那样写，那就不是诗而是账单了。中学语文课本关于这首诗的“提示”第一点说：“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各个部门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我们无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