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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孝妇与关汉卿的《窦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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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 谈锦山
在我市朝阳汽车站南侧，有一座“汉东海孝妇祠”。老百姓习惯地称它为“娘娘庙”，还有人称它为“窦娥庙”。现在位于山坡上的红漆大庙是翻建的，以前的旧庙规模虽然没有现在的大，但也是个宽敞的院落，有正殿、东西配殿等房屋十余间。大殿上供有一尊高约两米的娘娘塑像，两旁列着痘神、药王等多名菩萨。大殿右侧的配殿里专供狱吏于公的塑像和牌位。于公系汉相于定国之父，曾任县狱吏、郡决曹。他是孝妇的伸冤人。庙后有一座坟，坟上长一棵参天大树。此坟传说是东海孝妇冢，坟上大树乃于公亲手所植。庙前立一石碑，上刻“东海孝妇祠”字样。可惜此庙在文革中被毁，除了近来农民挖地时发现的一块庙碑外，其他文物荡然无存。
无独有偶，在山东郯城县城东外环路旁，也有一个东海孝妇冢。此冢高五、六米，周长80米，占地近半亩，年代为西汉，至今保存完好。在孝妇冢的墓前有石碑两块，一块是清康熙三十四年所立，另一块是清光绪三十年所立。冢上芳草萋萋，四周松柏葱郁。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东海孝妇冢呢，可惜我市朝阳的孝妇冢毁于文革，否则还可以做一番考古论证。因为清《云台新志·程学恒云台诸山纪游》中有：“此去二十里为窦娥坟，古芳可吊。”可见朝阳窦娥坟一称当时已经声名远播，“祀典春秋飨，芳名千古馨”。不过据约定俗成的说法：郯城的冢中埋的才是真正历史与传说中的东海孝妇。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云：“孝妇事见《汉书·于定国传》，为东海郯人”。郯人即郯城人，孝妇既是郯人，又在当地被杀，当然是葬在郯城了。
这倒也不矛盾，因为根据《史记》等史书记载，连云港地名历史沿革分述如下：
夏商时代：属徐州，称“人方东夷”、“人方国”、“隅夷”。
西周时代：属青州（一说兖州），称“人方国东夷”。
春秋战国时期：先属鲁后属楚，叫“郯子国”。
秦代属东海郡，东海郡辖朐县、郯城、兰陵、襄贲、缯、下邳、淮阴、盱眙、东阳、堂邑、广陵、凌12个县。
西汉时属东海郡，属徐州刺史部。东海郡辖朐县、郯城、兰陵、襄贲、缯、良城、下邳、平曲、戚、开阳、临沂、利城、海西、兰祺、南城、山乡、即邱、祝祺等38个县。治所在郯城。
东汉时期属东海郡，隶属于徐州刺史部。东海郡辖朐县、郯城、兰陵、襄贲、戚、利城、祝祺、承、厚丘、合乡、昌虑、赣榆、阴平13个县。治所在郯城。
由此可见，从秦代开始，连云港就隶属东海郡，到东汉时隶属关系依然没变，我市的朐县、祝祺、南城、赣榆等地一直或先后属于东海郡辖区，而萌芽于先秦两汉的东海孝妇故事自然会在连云港大地流传甚广，郯城有孝妇冢，朝阳有孝妇祠以及空冢，理所当然。
郯城虽然有“正宗”的孝妇冢，但当地人对东海孝妇的重视程度反而不如我市，既没设庙，也没有纪念活动，只有一个白血汪的地名带有东海孝妇的影子，但后来却改为城南村了。而在我市，以前每年阴历三月三，朝阳都有一个传统的庙会。海、赣、沭、灌四县的人民，络绎不绝、熙熙攘攘前来赶庙会，许许多多虔诚的善男信女借此机会到娘娘庙进香。
庙里的娘娘，在老百姓眼里，如同送子观音一样灵验。据我市民俗专家刘兆元先生介绍，以前娘娘塑像后面，放着许多小童鞋。不孕妇女如“扣百子”之法，到娘娘庙内偷一双小童鞋，不让别人知道，放在自己床里面。若真的生了孩子，偷的鞋子给自己的孩子穿，另外再做两双或四双送到庙内。有人说多送几双能再生几个孩子。所以一般妇女都要多做几双小鞋还庙，让别人再偷。所以娘娘庙里的小鞋，有人偷有人送，永远偷不完。这个相沿成习的传统，推算起来至少有五六百年历史了。而关于东海孝妇的传说，在云台山地区更是家喻户晓。
东海孝妇的故事早在先秦就萌芽了。在《淮南子》中，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原文是“庶女叫天，雷电下击，（齐）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不过，这段文字极为幽邈难明。在《昭明文选》载梁江淹《诣建平王上书》中，有“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之句，即用此典。在该文的唐代李善注文中，引用了一段已佚的《淮南子》许慎注，使我们看到了庶女故事的端倪。“庶女，齐之少寡，无子养姑，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而杀母，以诬告寡妇，妇不能自解，故冤告天。”这和后来的“东海孝妇”一事极为相似，都是小姑诬杀寡嫂，引起上天变异的故事。
这个传说是很远古的，《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武帝时，但它保存了不少远古和先秦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争帝》等，所载庶女之事，专家证为先秦传说，当属可信，它也许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冤狱传说。
在《淮南子》之后，庶女故事衍化成为东海孝妇故事。东海孝妇的传说并不始于《汉书》。《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明帝时人，而在此一百多年前的西汉，宣帝时刘向的《说苑》就已记载了这一故事：
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壮奈何？”其后母自尽死。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欲毒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之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岁丰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
这段孝妇传说和《淮南子》中的庶女传说相比，情节相似，显然是有血缘关系的， “孝妇”是由“庶女”蜕变发展而来，它强调了孝妇的“孝”，于公的“德”，并保留了原传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畏天命”的时代，“枯旱三年”，足可以使统治者惊心了。老百姓则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欣赏它，这是它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庶女和孝妇传说的极大发展时期，关汉卿的《窦娥冤》故事的形成和这一时期传说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晋代干宝《搜神记》所记周青事，颇有价值，《窦娥冤》中血飞白练的情节，在这里初露端倪。在叙述了孝妇冤案后，干宝写道：
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标，又缘幡而下云。
这就是《窦娥冤》中的女主角临死前所说：“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的情节原本。这个情节增添得好，它突出了“冤”字，冲淡了“孝”字。用“血当逆流”的反常现象，说明是非的颠倒。
孝妇故事不光在民间流传，也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甚至六朝南齐在修定刑律时，当时的廷尉孔稚珪给皇帝上表，直接把东海孝妇之事当作典型案例来引用。他说：由于法律成空文，致使“于公哭于边城，孝妇冤于遐外，陛下虽欲宥之，其已血溅九泉矣。”这使我们知道，孔稚珪并不是把孝妇事当作“传说”来看的，而是看作是一个朝野咸知的冤狱案例，所以表文里不必介绍详情，连皇上也是熟知的，可见其影响之大。后来关汉卿选择这个传说改编成剧本，确有真知灼见。
东海孝妇登上了戏曲舞台，始自元代。戏曲的群众性进一步扩大了传说的影响，孝妇故事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据元《录鬼赋》，在王实甫的名下，载有《于公高门》一本，全名《厚阴德于公高门》，以于公为主谱东海孝妇事。曹栋亭也作《东海郡于公高门》，其他的剧本还有很多，但戏名都以“于公”为主，于公一定要上场并占很大比例。这和关汉卿的《窦娥冤》的情节有显著不同，王实甫他们往往原封不动去写东海孝妇故事，只有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才是把传说和元代现实结合起来写成的一部杰出新作。
《窦娥冤》故事源于东海孝妇，但它不是传说的戏曲化，两者的关系是蛹化为蝶。作者给传说以新的时代内容，其倾向之鲜明，思想之尖锐，是前代传说集大成者，又是前代传说无法比拟的。
有关孝妇的所有传说，都把悲剧的起因，归结到诬陷孝妇的小姑身上，不够典型，而且缺乏社会意义。关汉卿洞悉到悲剧发生的社会因素，把悲剧的制造者，改为张驴儿。由于张驴儿是在元代特殊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人物，因此加强了悲剧的社会意义和时代色彩。另外，关汉卿丰富了传说中的另一人物———诬杀孝妇的太守这个人物的情节。他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通过窦娥的控诉，针锋相对地指出：“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因此他笔下的太守，昏庸贪暴，丑恶之极，从而戳破了粉饰苛政酷刑的假面。
在作者创作的诸多形象中，最成功的即是窦娥。这是一个感天动地的悲剧形象。可怜的身世，善良坚强的性格，还有大胆的反抗精神。她不仅仅反抗自己的遭遇，甚至反抗整个元代社会。这是关汉卿的创造性在思想上的突出表现，窦娥于是成为两千年来孝妇传说发展的最高典型。原传说隐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窦娥冤》中成为锋芒毕露的批判武器，从此，“六月雪，斩窦娥”妇孺皆知了。由于《窦娥冤》的广泛传播，东海孝妇的形象更富于现实性和积极的效果，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元代，蒙古族统治中国后，以“孝娣”作为统治汉族的精神武器，从而灌输忠君思想，皇帝还亲自下诏在全国建节孝坊，表彰孝妇节女，将东海孝妇祠又重新修缮。
明张峰《海州志》载：“东海孝妇窦氏，被诬误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此时，受关汉卿的影响，东海孝妇已由周姓改为窦姓。
据宋《太平寰宇记》载：孝妇祠“在东海县北三十三里，巨平村北”。可见东海郡建祠奉孝妇，早在宋代已经开始。后来，除了元朝皇帝下诏重修孝妇祠外，明代也曾经修葺。清道光十九年，两江总督陶 蠲俸兴工重建。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朝阳东海孝妇祠三间正殿、东西各三间配殿和前山门仍严整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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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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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东海孝妇与关汉卿的《窦娥冤》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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