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读司马光《疑孟》札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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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读司马光《疑孟》札记之一

制度及其观念，但具体到他与宋神宗的关系上，他并没有实践他的等级制度的理论——“下事上”，没有忠于他的君主。宋神宗赞成并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不仅在宋神宗在世时多次上疏反对王安石变法，还在宋神宗去世后，依靠太皇太后的力量尽罢新法（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司马光当属后党）。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在于我国封建社会自身固有的矛盾以及司马光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的本性。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官僚地主阶级即所谓豪强为其自身的利益皆要支持并依附于他，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封建等级制度就是这种共同利益的制度保证。然而封建皇帝从封建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出发维护封建统治时则常与官僚地主即所谓豪强发生矛盾、冲突，特别是豪强的势力发展壮大到一定的程度时就要破坏封建社会的稳定，威胁中央政权，于是就会发生中央政权与豪强势力的矛盾斗争。汉代就有诸王也就是豪强发展壮大到威胁中央政权的事例。宋代自太祖以来，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代藩镇军事集团过于发展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控制并分散兵权的方法，故有宋一代，从来没有发生过豪强以军事力量威胁中央政权的事例。但是在北宋时期，官僚地主即所谓豪强依靠其各种特权，大量兼并土地，使中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甚至沦为佃户，同时他们还凭借其权势隐田漏税，将其赋税直接或间接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其结果一方面导致中央政权积贫积弱，另一方面破坏了封建社会的稳定。宋神宗就是从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这一变法的宗旨是发展生产，抑制兼并，富国强兵。这就损害了官僚地主即所谓豪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还从制度上限制了豪强的特权。这正是官僚地主阶级即所谓豪强与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中央政权的矛盾。而代表北宋官僚地主阶级的司马光，当然要从其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他绝不会为了所谓的等级制度的“信念”或理论维护中央政权、维护宋神宗的，当然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的所谓“信念”、理论也并不一定是他真诚地相信的，他之所以主张等级制度及其观念，无非是要藉此抬高官僚地主阶级即所谓豪强的地位，以进一步兼并广大民众的土地，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这是司马光不顾有违“君臣之道”之嫌，而拼命反对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反对民本主义的根本原因，也是此则批评孟子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的现实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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