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是自春秋末年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那时，各大国都先后完成了政治经济改革，其政权已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手中，其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已从内部的改革（即从内部改奴隶制为封建制）转向外部的统一斗争（即各大国都在努力争取由自己统一天下）。奴隶制已基本消亡，大一统的、大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国家尚未建立起来。而社会上存在的大量的“民”，即小地主、小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在诸侯争夺天下的斗争中充分地显示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向背，决定着由谁来统一天下。因而各诸侯在统一天下的斗争中，皆要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特别是争取代表民众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各国都广招人才，国君礼贤下士，蔚然成风，知识分子只管发议论，不做具体事而拿薪俸。这在战国时代是很普遍的，而以齐国为最，这是因为齐国有着管仲的前民本主义传统（《管子·牧民》篇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学界大都将此当作民本主义思想，我曾经也同意这种观点。但细究起来，虽然管仲为政要“顺民心”，但他还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牧民”，民众还没有真正地被摆到天下之根本的地位上来。因此，我把它称做前民本主义），以及田氏代齐时依靠的就是民众的力量（史称田氏曾以大斗出贷，小斗收入，争取民心，从而篡夺了齐国姜姓的政权）。大概在齐桓公田午时（即田氏篡齐的第二代）齐国建立了稷下学宫（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广招贤才。到了齐威王（田午的儿子）、齐宣王（田午的孙子）时，稷下学宫甚为兴盛，战国时代的有名的知识分子大都到这里来过（包括孟子），大都是稷下先生。民本主义就是在这里应运而生的。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民本主义连同其大无畏的精神是不可能产生的。

孟子教训梁惠王的事例以及“说大人”还要“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或者说孟子的“浩然之气”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在秦汉以后，即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封建等级制度确立起来之后直到封建社会结束都是绝无仅有的。而孟子的民本主义及其大无畏的精神，显然与等级制度“君臣之道”是针锋相对的。

伯夷所主张的 “君臣之道”（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也是孔子极力赞扬，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及士大大夫们继承并提倡的。《史记·伯夷列传》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及饿且死，作歌。……遂饿死于首阳山。”结合《史记》记载伯夷所说“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来看，孟子批评伯夷之“非其君，不事”，显然是批评他从其“君臣”之道出发，忠于他的那个君主，而不事奉其他的君主。至于“非其友”当然也是指与伯夷“君臣”之道不同的那些人，伯夷决不会与他们为伍。“恶”的意思是罪恶，与善相对，《说文》：“恶，过也。”《广韵》：“恶，不善也。”“恶人”就是有罪过的人，是坏人。这些人当然也是不赞成“君臣之道”的人。伯夷决不能立于这种人的朝廷里，决不能和他们说话。“推恶恶之心”中的前一个“恶”字为动词，意思是厌恶，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讨厌。伯夷把这种讨厌“恶人”之心推广起来，就连“其冠不正”的“乡人”，他也不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好像要被他们玷污（浼焉）了一样。接下来，孟子说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请伯夷去做官，伯夷还是遵守着“君臣之道”，“亦不屑就已”（按：屑，赵岐注：“洁也。”伪孙奭《孟子注疏》、朱熹《孟子集注》皆沿用此说，误。屑，在这里是与“不”连用的，是不值得的意思。此种用法《诗经·鄘风》中已有，其《君子偕老》：“鬒发如云，不屑髢也。”高享先生注：“鬒”，“黑发，一说稠发”。“髢”，“假发”。这句话的意思是，黑发如云，用不着﹝不值得﹞带假发）。

在关注天下大多数民众疾苦的民本主义者孟子看来，这种死守着“君臣之道”，眼中只有其君，而不关心天下民众疾苦的伯夷当然是狭隘的。虽然孟子没有直接批评伯夷之“君臣之道”，而是批评伯夷狭隘，但其锋芒是指向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君臣之道”的，是批评伯夷坚持“君臣之道”是“狭隘”的。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奴隶制、封建制时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观念亦即“君臣之道”总是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周灭殷之后，昔日的统治者便成了战俘，除了封殷纣之后武庚禄父于宋，使其“率尔类丑”，以续殷祀之外，皆沦落为周人的奴仆即奴隶。《左传》定公四年里祝佗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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