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堂而皇之地讨论自己的文化呢?原因大约有四:
其一、与近代发生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比较,中国文化的大变革时代是在二千五百年前,现代的我们尤如在眺望渺茫的天际;
其二、现代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在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视域中思维,无论从左的方面,或是从右的方面,无非重复着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反复。可惜的是,政治的需要,人们掩耳盗铃,求得现世的平安,让混混沌沌成为一种文化,沉溺其间,等待自然生成的翻天覆地;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易――变革为核心的文化,是对执政者的肯定,更是对执政者的否定,从政治层面上说,相对于犹太宗教的固化模式,对于执政者而言是少了许多诱惑,却多了许多鞭策。
其四、是文字、文体的隔阂。虽然在近代中国曾经有过白话文和简体字的推广和应用,其意义就在于开放社会的思想,相类于民国初的放脚运动――是妇女在人身上的解放。但是,现代一些所谓精英却在重蹈旧文体和繁体字的故辙,从现实意义言,倒很适合一些专制的统治者的需求。
一方面是让社会大众抛弃旧文字、旧文体的束缚,去领略新文明的阳光;一方面是释说旧文字、旧文体的的传统文化,使社会大众了解我们是中国人什么,我们中国人能够做什么。
孔子赏识伯夷、叔齐的行中清,废中权,说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
但是孔子却宁愿投身于混浊的世事,认为“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为中国社会大众的启蒙作一个永远燃烧的火烛。我钦佩那些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虽然寂寞伴随,但是生命永远。
“咏而归”存笔
《伯夷文化论》
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先秦。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伯夷故事,长期吸引着国人的情怀,围绕伯夷事迹之考述、伯夷精神之解读与伯夷文学之演绎,更形成了恒久不衰的 “伯夷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深入探讨。
一、伯夷事迹之考述
一
现存有关伯夷的文献,最早见于孔子(前551-前479)的言论。而据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孔子已在伯夷五百年以后,对伯夷事迹的真伪是非发生疑问,是可以理解的。
唐代刘知几(661-721)首先发难:“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也?”(《史通·人物》)龌龊者,局促也。
李白《大猎赋》:“当时以为穷壮极丽,迨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
与“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的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相比,司马迁却将史料极为局促的伯夷置于列传之首,故受到刘知几的质疑。
不过,这与《史通·探赜》“案史之于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阙。马迁之驰骛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之说相矛盾,所以没有受到过分的注意。
至宋代,王安石(1021-1086)始云:“读书疑夷齐,古岂有此人?其才一莛芒,所欲势万钧。”(《寓言》其六)
其后,吕希哲(1039-1116)更挑明了说:“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伐纣,不听,不食周粟,此庄周寓言也。孔子言‘饿于首阳之下’,孟子曰‘伯夷辟纣耳,盗跖横行天下’,此庄周寓言也。”(《吕氏杂记》卷上)
后又有陈善,绍兴间为太学生,作于绍兴己巳(1149)之《扪虱新话》卷一云:“司马迁书《伯夷传》,载伯夷叩马而谏父死不葬之语,是因伯夷饿于首阳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传》载宰我与田常作乱事,因孔子有‘予也无三年之爱于父母’之说而妄意之也。迁于著书勤矣,然其为人浅陋不学,疏略而轻信,多爱而不能择,故其失如此。”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确有“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之事,司马贞《索隐》按:“《左氏传》无宰我与田常作乱之文,然有阚止字子我,而因争宠,遂为陈恒所杀。恐字与宰予相涉,因误云然。”
又有陈长方(1107-?),学者称唯室先生,绍兴戊午(1138)进士第,官江阴县学教授,其《步里客谈》卷下云:“《伯夷歌》云:‘神农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适归兮。’陈古刺今,此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笔,非伯夷意也。”
叶適(1150-1223)《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史记》,列出了《伯夷列传》的五条错误:
1、“正于其所不必正”;
2、“既正于其所不必正,复以所不必正者害其所正”;
3、“孔子谓‘饿于首阳’者,言其甘于贫贱而难之也,迁遂以为不食死”;
4、“迁虽称轻重清浊各有所在,而实理盖未之知”;
5、“迁虽定一尊于孔氏,而其陋若此者,非所以为尊”。有涉事迹真伪的是第二条:
按冉有问于子贡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第七》)
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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