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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欧阳健之《伯夷文化论》

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欤!” (《季氏篇十六》)

论夷、齐之事,无大于此者矣。以子臧、季札考之,未尝有所怨,则夷、齐何怨焉?谓夷、齐为怨者,传远而说讹耳。迁虽以孔子之言谓伯夷之非怨,而又以妄人之诗疑伯夷之不能不怨,既正于其所不必正,复以所不必正者害其所正。

指擿司马迁采信“妄人之诗”,以疑伯夷之不能不怨。还有第三条:

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质疑:“孔子谓‘饿于首阳’者,言其甘于贫贱而难之也,迁遂以为不食死,怼而不知命,岂仁人之意乎?” (《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史记》)

曾任宋度宗史馆检阅的黄震(1213-1280),其《黄氏日抄》卷四六《史记》也说:“太史公疑许由非夫子所称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饿死,为举颜子、盗跖,反复嗟叹,卒归之各从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趣远,其文逸,意在言外,咏味无穷,然岂知其心之无怨邪?尧让许由,盖庄周寓言,眇天下为不足道耳。太史公疑箕山上有许由冢,愚意虽无其事,尝有其人欤!载伯夷父死不葬之语,与武王十一年伐纣事背驰。然汉人旧说以武王上继文王,受命之九年为十一年,故云耳。”

元大德十一年(1307),马端临(1254-1324)著成《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经籍考十八》批评司马迁说:“迁尝从董仲舒游,《史记》中有‘余闻之董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只在于权谋功利。又如《伯夷传》,孔子正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

明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卷十五云:“常见元吴文正公、本朝王忠文公读《史记·伯夷传》,疑其不伦,皆有所更定,窃叹服前贤读书精察如此。”按,吴文正公即吴澄(1249-1333),为临川布衣,学者称庐先生,至大三年(1310)拜国子司业,以病还;至治三年(1323)召拜翰林学士,谥文正。王忠文公即王祎(1322-1373),元末隐青岩山著书,明太祖取婺州,用为中书省掾史,谓:“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洪武初诏编修《元史》,命宋濂、王祎为总裁官,“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陆容说吴澄、王祎二人疑《史记·伯夷传》的记载“不伦”,当有所据。《元史》本传谓吴澄“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王祎撰有《原儒》,谓秦汉以下,儒析而为记诵之学、词章之学与圣贤之学,感叹道:“呜呼!周公仲尼已矣,孟轲以后,自荀卿、扬雄已不能臻乎此,而董仲舒、韩愈仅庶几焉,于是圣贤之学不明也久矣。”又道:“凡今世之所谓儒者,剽掠纤琐、缘饰浅陋,曰我儒者,辞章之学也;穿凿虚远、傅会乖离,曰我儒者,记诵之学也。”吴澄之“尽破传注穿凿”,王祎之指责“穿凿虚远、傅会乖离”,皆当属此。

任翰林二十馀年的王直(1379-1462),在《皇明文衡》卷十四《夷齐辨》中说:“盖孔子之后,尚论古人无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齐。其于伯夷也,大概称其制行之清,而于孔子……之意亦未有所发。唯《史记》,后孔、孟而作,成书备而记事富,时有以补前闻之缺如。子贡‘夷齐何人’之问,孔子‘求仁得仁’之对,倘不得《史记》以知二子尝有逊国俱逃之事,则夫子不为卫君之微意,子贡虽知之,后世学者何从而知之也!此史迁多见先秦古书所以为功于世也。然迁好奇而轻信,上世之事,经孔、孟去取权度,一定不可复易者,《史记》反从而变乱之,以滋表者无穷之惑,则迁之功罪其相掩哉!若夷齐不食周粟而已,《史记》既载此事于传,又于《周纪》、《齐世家》诸篇历言文王、武王志在倾商,累年伺间,备极形容,文字既工,盗人耳目,学古之士无所折衷,则或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齐则为万世立君臣之大义也。’昌黎韩公之论是已。其偏信者则曰:‘夷齐于武王谓之弑君,孔子取之,盖深罪武王也。’眉山苏公之论是已。呜呼,此事孔、孟未尝言,而史迁安得此欤!”

明代又有胡其久,隆庆丁卯(1567)举人,官龙南知县,撰有《夷齐考疑》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九谓:“是编以好事者所传《夷齐世系》,名字皆据《韩诗外传》、《吕氏春秋》而附会之,并以叩马、耻粟等事亦多不实,因各为驳正,而以先贤论定之语及传记诗文附其后。”又有谢肇淛(1567-1624),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广西按察使,升广西右布政使。博学多才,勤于著述。其所著《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云:“司马子长,大如《帝纪》、《六书》,小至货殖、刺客、龟策、日者,无不各极其致,意之所欲,笔必从之;至伯夷、屈原诸传,皆无中为有,空外为色,直游戏三昧耳。”“无中为有,空外为色”,对史书来说,贬抑的意味是得很重的。明末郑仲夔,字龙如,其《耳新》卷六云:“‘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此《史记》称夷齐谏武王伐商语也。按书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诸侯五月而葬,岂有十三年而文王犹未葬者乎?大抵史迁之叙商周间事,多摭拾齐东语而不必核。如卫武公,睿圣也,甚至谓其篡父兄自立,其背谬不经多如此。孟子不欲尽信书,而今人乃尽信史乎?”则从史实考证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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