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伯夷、叔齐一直被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生活在商末周初，是孤竹君的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应为三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两人曾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在山里。”这是《辞源》中关于伯夷、叔齐的辞条，依据《孟子·万章》、《史记·伯夷传》等写成。此说因为《史记》的影响力，一直在学术上占主导地位。被称为这方面代表作的韩愈《伯夷颂》，便是这种观点的产物。

　　伯夷、叔齐是否饿死在今山西省永济县的首阳山中，是一个历来争议颇多的话题。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这段话用齐景公的豪华奢侈和伯夷、叔齐贫困的隐士生活相比较，以道德的天平衡量双方的人生价值。孔子只说这对兄弟“饿于首阳”，并没有说他们“耻食周粟”，更没说“饿死”。《吕氏春秋·诚廉》曰：“二人北行，至首阳山而饿焉”。也没有说他俩“饿死”。清代经学家刘宝楠在其名著《论语正义》中为上述文字作注，引用了几位先贤的言论，值得细读。“钱氏可选《补阙记》：夷、齐不食周粟，非绝粒不食也。古人禄皆以粟，如原思辞粟是也。饿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时采薇以充之。未也止食薇也。《秦记》谓其食薇三年，颜色不改，诞矣。案：《汉书·王贡两鲍龚传》：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于首阳，不食其禄。亦谓因不仕周食禄，故致饿也。”读完上述文字，让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伯夷、叔齐二人当时在首阳仅是挨“饿”，而并没有“饿死”。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他俩“不食周粟”和“饿死”的说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君不君、臣不臣、诸侯残酷争斗的背景之下，游说之士们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宣扬放弃名利、遁世绝俗人生观而造成的结果。再说那首《采薇歌》，连太史公都说：“己观此诗之情，似有所怨耶？又疑其非是怨耶？”《史记·索隐》：“按《论语》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诗云：‘我安适归矣，可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词也，故可云异焉。”认为与伯夷、叔齐的思想很不协调。此歌的内容也与孔子所赞许的“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美好品性大相径庭，因而一直被疑为后人的伪托。

　　伯夷、叔齐既然没有饿死在首阳山，那么他俩到哪里去了？答曰：到淮河下游临海处的三阿地域，即今宝应县射阳湖镇来了。依据如下：

　　双女冈（又称双墩）有伯夷叔齐墓的说法世代相传。清乾隆四十八（１７８４年），扬州学派学者之一朱彬发现射阳汉石门画像，引起全国学界关注。他在《平家庄石阙记》中写道：“岁癸卯，余行田至射阳，日下舂，至平家庄，度抵射阳尚十余里。土人曰，前数十步有冈，上有伯夷叔齐墓，盍往游焉？余从之往，见石卧墓上，广尺许，半埋土中，上有老子、孔子、弟子三行并列，复有伯夷叔齐字。当是墓道石阙。”消息传出后，阮元、翁方纲、钱大昕、汪中等著名学者来到平家庄（今平江村），亲临双女冈实地考察，对汉石门画像和墓主作研究讨论。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称“江南宝应县地名射阳者有古墓焉，土人呼为夷齐墓。”钱大昕在《金石文跋尾续》中不但说自己听到土人呼为夷齐墓，还见过镌有伯夷叔齐文字和画像的一另一扇石门。刘宝楠和《汉石门画像跋》作者刘岳云都是宝应人，都曾在平家庄亲闻当地人俗呼夷齐墓，然而，由于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的说法似乎早成定论，所以他二人和前辈学者都不敢有悖于太史公，而把一个大大的问号留给了后人。所谓“土人”，即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老实本份，不会向壁虚构地编造谎言蒙骗世人，而是用亲目所睹的事实来描述本地的历史。除神话故事外，对以实地实物为对象的言谈，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有人亲眼见到镌有“伯夷叔齐墓”的断碑。刘中柱（１６４１～１７０８年）在《宝应名胜纪略·射阳墩》中说：“墩以数千计，不一其形，有若悬盂，有若覆釜，有径如穿隧道，有洞然而空，叩之有声……旧谚曰：‘射阳三千六百墩，不知谁是楚王坟？’楚王何所指，无从考矣。中一小墩，有断碑，镌曰：‘伯夷叔齐墓’亦莫识何时人也。”同样是宥于上述原因，使这位特别关心家乡名胜古迹的饱学之士，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断然做出结论。为慎重起见，以佯装不知的姿态实录所见，应当说这也不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可惜的是这块清康熙年间尚可见到的断碑，到乾隆时期便踪影全无，让后人费尽心思寻寻觅觅，企盼它及早重见天日。

　　周朝和淮夷之间曾先后发生多次战争。清初学者胡渭《禹贡锥指》称：“淮南北近海之地为淮夷。”《辞海》中说这个古族“夏至周分布于今淮河下游一带。”近年来，在射阳故城遗址发现多口用绳纹井圈砌成的古井和多处井群表明，当时淮夷的活动中心的三阿地域，即今宝应县射阳湖镇。据考，商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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