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海舟
是是非非话伯夷

伯夷事迹的最早记述见于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其中写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后来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拦马劝谏：“父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平定天下后，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
由此，司马迁发出感慨：“或曰，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也，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又指出恶人横行，竟得富贵，竟得寿终，发出“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
伯夷事迹，原不足信。《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历代作家对人物的评价都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都和当时作家所处的时代、思想、经历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后来写了一篇《伯夷颂》，对伯夷大加称颂：“武王周公，圣也，以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周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若彼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和韩愈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藩镇割据愈烈，韩愈坚决反对拥兵自重而遭到嫉恨；另一方面，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而受到冲击，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但韩愈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豪情，借《伯夷颂》歌颂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韩愈有胆有识，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表现了作家可贵的直面人生的勇气。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用马列主义思想为依据来评价伯夷。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到：“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也是借题发挥，借批判伯夷之机，教育部分有“民主个人思想”的知识分子认清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这对帮助人民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当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今天要评价伯夷的话，是否可以这样分析，伯夷是一个着强列的正义感，能保持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不免有些迂腐，行为过于偏执，但能不为利诱，不为名惑，保持独立人格的精神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