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清代崔述（1740－1816），竭半生之力成《考信录》三十六卷，更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其《丰镐考信录》卷之八《伯夷叔齐·辟纣与扣马理无两是》，从根本上对伯夷“异说”提出否定性判断，道是：“盖当战国之时，杨墨并起，处士横议，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故或自为论以毁之，或托诸人以毁之，是以毁尧则讬诸许由，毁禹则讬诸子高，毁孔子则讬诸老聃，毁武王则讬诸伯夷，其大较也。”梁玉绳（1744－1819）的态度更为激烈，《史记志疑》一口气举出十条以证明“《伯夷传》所载俱非也”：“《孟子》谓夷齐至周，在文王为西伯之年，安得言归于文王卒后，其不可信一已；《书序》谓武王伐纣，嗣位已十一年，即《周纪》亦有‘九年祭毕’之语，毕乃文王墓地，安得言父死不葬，其不可信二已；《礼大传》谓武王克商，然后追王三世，安得言徂征之始便号文王，其不可信三已；东伐之时，伯夷归周已久，且与太公同处岐丰，未有不知其事者，何以不沮于帷帐定计之初，而徒谏于干戈既出之日，其不可信四已；曰‘左右欲兵之’，曰‘太公扶去之’，武王之师不应无纪律若是，其不可信五已；前贤定夷齐所隐为蒲坂之首阳，空山无食，采薇其常尔，独不思山亦周之山，薇亦周之薇，而但耻食周之粟，于义为不全，其不可信六已；《论语》称‘饿于首阳之下’，未尝称饿死，且安知不于逃国之时饿首阳耶？其不可信七已；即云耻食周粟，亦止于不食糈禄，非绝粒也。《战国策·燕策》苏秦曰：‘伯夷不肯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曰：‘武王迁九鼎于洛邑，伯夷、叔齐薄之，不食其禄，’岂果不食而死欤？其不可信八已；即云不食饿死，而歌非二子作也。诗遭秦火，轶诗甚多，乌识《采薇》为二子绝命之辞？况言西山，奈何以首阳当之？其不可信九已；孔子称夷、齐无怨，而诗叹命衰，怨似不免，且其意虽不满于殪殷，而‘易暴’之言甚戆，必不加于武王，其不可信十已。先儒多有议及者（按：如王安石、叶适、王直、王祎等），词义繁芜，不能尽录，余故总揽而为此辨。”

要之，有关伯夷的文献实有两大来源：一为先秦诸人的说法，一是汉代司马迁的说法；从王安石到梁玉绳，其“辨疑”的思路和方法，皆不出以下两端：

一、在孔孟与他家的“异说”之间，信孔孟而非他人。吕希哲的信条是：“祖孔子而宗孟轲，学之正也；苟异于此，皆学之不正也”（《吕氏杂记》卷上）；崔述学说的宗旨是：“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断言：“古之异端在儒之外，后世之异端则在儒之内。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清史稿·儒林三》谓其著书大旨，“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于经者著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

二、在孔孟与司马迁的“异说”之间，信孔孟而非司马迁。王安石说得尤为明白：“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伯夷》，《王安石集》卷六十三）崔述也认为，“太史公尊黄老，故好采异端杂说，学者但当信论、孟，不当信《史记》”。

概括起来，所有“辨疑”者的取向，并不在辨伯夷其人之有无；对伯夷为孤竹君长子，遗命立叔齐为君，叔齐让之，不受，二人相与往归西伯之事，一般都是认可的。他们所“辨”的，乃在武王伐纣的扣马而谏，及灭商后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遂尔饿死之事。而后者恰是构成“伯夷文化”的基本点、大关节，实有辨证清楚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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