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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段话就记述了周灭殷之后，周人将殷人的十余族分封给了鲁国、康叔去做臣仆即奴隶。而此时伯夷“非其君，不事”以及“不食周粟”虽然一方面表现了“君臣”之道，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殷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国奴隶制、封建制时代，在民族矛盾斗争中忠于君主，也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当然会得到民众的称赞，特别是那些被征服的民族中的下层民众。
然而伯夷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孟子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这是因为孟子所处的时代较伯夷之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孟子的时代，周王朝已统治了几百年，在此期间，殷周两族的民族矛盾已趋于平缓。特别是那个时代，周天子之国已属二等小国，已丧失了统治天下的能力，实际上已不是“天下共主”。此时孟子关注的乃是为民众谋利益的君主来统一天下，士大夫要劝导国君关心民众的疾苦，能让民众安定地生活下去。孟子批评伯夷的不是他的爱国主义，而是伯夷的政治原则“君臣之道”中包含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批评伯夷不愿为民众做事，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愿为人民服务。
柳下惠，赵岐说是鲁国大夫展禽，柳下惠是他的号。他的政治原则与伯夷一样，也是“君臣之道” 。《论语·微子》第八章：“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所谓“降志辱身”是说柳下惠在鲁僖公时做法官，多次被降职（《论语·微子》第二章：“柳下惠为士师，三黜”），最终失掉贵族身份而成为逸民。所谓“言中伦，行中虑”的“中”的意思是符合、合乎，“伦”指的是当时的道德规范，而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道德伦理中最根本的就是“君臣之道”。《论语·微子》第七章：“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中子路所谓的“大伦”即道德伦理中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东西，这东西便是子路所谓“君臣之义”，即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十九章）。“虑”的意思是谋，《尔雅·释诂上》：“虑，谋也”，在这里所谓“谋”无非是明哲保身，“行中虑”的意思也就是行为合乎明哲保身的谋略。与伯夷相比，柳下惠之所以“行中虑”，是因为柳下惠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伯夷不同。伯夷是殷商末年的人，他的“君”是殷纣王，他是殷纣王的臣子，周灭殷之后，伯夷就成了丧国失君之人，自然也就失去了殷商贵族的身份，按照“君臣之道”的行为准则做事，就一定要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而柳下惠既没有丧国失君，开初也没有失去其贵族身份，而且还在他的故国——鲁国做官，直接参与鲁国的内政。为了保住他的氏族贵族的身份和官位，一定要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君臣之道”，当然也一定要与新兴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只不过在奴隶制行将衰亡之际，他的“官运”每况愈下，直至被免职并失掉其贵族身份而成为一介平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柳下惠对此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论语·微子》第二章记载：“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可见柳下惠就知道按照他的政治原则，即所谓“直道”做事，在那个时代，不管到了哪里，都要碰壁。在这种大势下，柳下惠要保住官位，特别是要保住贵族身份就不得不“不恭”，当然也就要“不羞汙（污）君，不卑小官”，“援而止之而止”，要“不屑去已”。而其处世也要采取圆滑的态度，即“‘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污）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由由，愉悦。《韩诗外传》卷三引作“愉愉”。《管子·小问》：“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尹知章注：“由由，悦也。”） “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是说柳下惠失掉贵族身份，失掉官职，而采取“不怨恨、不忧愁”的态度处世。这种处世态度正是氏族贵奴隶主阶级政治思想核心——“君臣之道”在遭到大多数人——奴隶、新兴地主等的反对，在奴隶主阶级即将灭亡的大势下，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无奈在柳下惠身上的具体表现。从孟子的政治原则，即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的那种民本主义的大无畏的风骨的角度来看，在穷途末路之时，不愿改变其阶级立场、政治原则的柳下惠当然是“大不恭敬”了。孟子决不会像柳下惠那样“不恭”、“降志辱身”、丧失人格的。
接下来孟子在这段话的结尾得出结论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被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以及孔子竖立起来的儒家的楷模，就这样（从其民本主义及其为民众服务的大无畏的风骨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意义上）被孟子打倒了，凡是要做“君子”的人，是不能以伯夷、柳下惠为榜样的。
但是，我们要问：既然孟子反对“君臣之道”，何以不直接批评伯夷、柳下惠的“君臣之道”？何以还要称柳下惠坚持己“道”为“贤”（即“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这样岂不使人误解其本义？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风气，特别是儒家的风气即师道尊严所致。孟子说柳下惠“进不隐贤，必以其道”是说柳下惠进不隐己之贤，坚持他的“君臣之道”，是言不由衷之词。因为柳下惠被孔子称做“贤人”（《论语·卫灵公》第十四章记载孔子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且孔子亦主张“君臣之道”，在师道尊严的时代，孟子当然不能直接批评伯夷、柳下惠的“君臣之道”，正因为如此，孟子才抓住伯夷的“隘”、柳下惠的“不恭”做文章，而伯夷的行为确有狭隘的一面，柳下惠的处世也的确是“大不恭敬”，正被孟子抓了个正着。但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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