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岂非阨穷而不悯乎？”此条是针对孟子批评柳下惠“阨穷而不悯”的，源自《论语·述而》第十六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中“不义”，即不合乎道义，当然是指违背孔子的政治之道，即违背“君臣之道”。孔子是坚持自己的政治之道的，在周游列国时，虽然到处碰壁，但其初衷不改。“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就是孔在“阨穷”之时，坚持自己的政治之道的具体表现。

8.“居乡党，恂恂似不能言，岂非由由然与偕而不自失乎？”此条是针对孟子批评柳下惠“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的，源自《论语·乡党》第一章：“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王肃注“恂恂”曰：“温恭貌也。”郑玄注“便便言，唯谨尔”曰：“便便言，辩貌，虽辩而谨敬也。”古棣等著《孔子批判》下《〈论语〉译说》注：“第一个‘便’字义为擅长，《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第二个‘便’字为‘辩’的假借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便，假借为辩。’本书（指《〈论语〉译说》）《季氏》第四章‘友便佞’，何晏注：‘便，辩也。’”朱熹《论语集注》注此章曰：“此一节（按：即此章）记孔子在乡党、宗庙、朝廷言貌之不同。”《〈论语〉译说》将此章译成今语：“孔子在乡里恭顺和悦，好像不擅长于言谈，在宗庙、朝廷上，擅长辩论，但很谨慎”，甚合原文文意。司马光此条，颇为牵强，孟子批评柳下惠“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污）我哉”，即批评柳下惠处世不恭，还“由由然（愉快地）与之偕而不自失焉”与《论语·乡党》第一章风马牛不相及，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司马光连《乡党》第一章的意思都没搞懂，是很成问题的。

以上八条中，第二条所举的“孺悲欲见孔子”之事例牵强附会，第八条简直就是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除此之外，大致符合事实。

三  司马光质疑的实质

说完上述八条论据之后，司马光得出结论说：“是故君子，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遁世无闷，非不恭也。苟无失其中，虽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结合司马光质疑的第一句“孟子称所愿者学孔子，然则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可见司马光的逻辑是：既然孟子要学孔子，那么孔子可以做，为什么伯夷、柳下惠不可以做呢？指责伯夷、柳下惠无异于指责孔子，孟子岂不是背叛了师门吗！

司马光说孟子“称所愿者学孔子”这句话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孟子回答他的学生公孙丑问“伯夷、伊尹如何”时说的话，他说道：

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其中的“皆古圣人”指伯夷、伊尹、孔子。“吾未能有行焉”是孟子说自己没有做他们所做的事。“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按其上句的重点落在“行”字上，故学孔子当是学孔子之行，即学孔子周游列国，做一个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至于在什么情况下或如何才“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孟子没说。究其实质，“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的关键在于其政治主张、政治原则。孔子与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孔子主张恢复周礼、恢复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即“君臣之道”；孟子主张民本主义，即主张“民贵君轻”，以大无畏的精神气概为民众呼吁，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等。两者的精神实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具体到“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的问题上，孟子与孔子也是大相径庭的（去父母之邦迟迟行，去他国则速除外）。因此，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绝不是要学孔子的政治思想。而司马光以孟子说“所愿者学孔子” 这句话作为批评孟子背叛师门的逻辑前提，就大成问题了，在学术论战中当属偷换概念。如果从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民本主义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复礼、维护等级制度及其观念是根本对立的意义上说，孟子的确背叛了师门，只是碍于儒家的师道尊严的传统不便明说，并且还要对之进行掩盖罢了。而司马光对孟子打儒家孔子的旗号，说自己的民本主义思想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从孟子的政治思想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这个意义上说，司马光批评孟子背叛师门当属抓住了要害。

司马光是赞成并坚决维护孔子所主张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的，他说：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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