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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而非司马迁。王安石说得尤为明白：“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伯夷》，《王安石集》卷六十三）崔述也认为，“太史公尊黄老，故好采异端杂说，学者但当信论、孟，不当信《史记》”。
概括起来，所有“辨疑”者的取向，并不在辨伯夷其人之有无；对伯夷为孤竹君长子，遗命立叔齐为君，叔齐让之，不受，二人相与往归西伯之事，一般都是认可的。他们所“辨”的，乃在武王伐纣的扣马而谏，及灭商后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遂尔饿死之事。而后者恰是构成“伯夷文化”的基本点、大关节，实有辨证清楚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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