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先生称北北为小女子是有点依据的：身材偏瘦，有点单薄，像古典美女一样看上去弱不禁风。再加上北北写得一手与时尚、心情有关的好散文，也是很容易被归入“小女人”之列的。
　　事实上，正如孙教授也看出来一样，这女子并不小。我初时被她散文里笑看人生的“态”、柔里的一股刚气和恣肆洒脱的文笔吸引，及至见到她，颇感惊讶，一个双眸清澈，偶尔还会露出羞涩之态的俏丽女子，竟写得出那等文字来。那时候，她正在《福州晚报》及黑龙江《生活报》、《新青年》等几家报刊上热热闹闹地开专栏，机智俏皮地侃一些时兴的话题。透过那些充满朝气、锐气和才气的文字，大家惊喜地发现，一个年轻女作家正鲜活地顾盼自如地向我们走来。
　　几年前我曾和北北一道被福州师专邀去开了一场讲座，我谈小说，她讲散文。我们俩都是从野路上子出来的，理论装备不足，我勉强撑着，她却谈笑风生，应付自如。我在胡侃之余脑中闪过一念：以北北的才情，其实更适合“码”小说。后来我便怂恿她多操持小说，她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随着交往渐多，我看清了她骨子里的豪气，看清了那双清澈眸子后面洞察世事的犀利，更坚信她能写出精彩的小说。
　　果然，她在散文随笔集《北北话廊》、《不羁之旅》之后，推出了中短篇小说集《咖啡色的故事》，集中精力向小说高地进击。这本小说集其实多是她在八十年代写的，文字与技巧都还嫩，不过我愿意这样看待她这一阶段的创作：就像最终走向决赛场的运动员一样，这是积极训练、蓄积能量的时光。
　　在仍不断有报刊约她写专栏的时候，她却突然十分坚决地、不容置疑地全身而退了，默默开始写起小说。大约是从九七年起，她的小说在刊物上出现得稠起来，显眼起来了。后来在回忆这次转折时，她说：“在经历了几年浮躁的写专栏日子后，我回到小说中来，对我个人而言，这个选择是值得庆幸的。活了一把年纪后，对生活的理解必定不仅仅是一些皮毛的小情小感，那种表面的喧闹也无须再留恋，而小说却可以提供一个更宽阔、自由和宁静的空间。”我能够感受到她一点点带近心中艺术殿堂时流露的躁动不安的情绪，我为她高兴。她终于找到了那条通向峰顶的花香涌动的小径。许多人消失在痛苦的寻找中，而她的智慧、才华、勤奋和执着聚合起的光芒照亮了前程。
　　2000年10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在“女性新视察小说”丛书中，推出她的小说集《我的生活无可奉告》，这可能是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著作。福建不缺散文家，缺的是小说家，北北用这本书证明了自己小说家的身份。
　　与绝大部分女作家迥异的是，北北的小说基本上都选取男性视角，“我”通常是各色职业不等的男人，记者、农民、公务员、私营公司秘书等等，这些小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在生活中遇到尴尬的境地。《一男一女》写的是一对极其相爱的白领阶层的男女夜晚去火车站一个空置的集装箱幽会，结果却被火车无意中带走，经历了艰难尴尬的几天几夜，生命已经奄奄一息。当他们被救后，却已是一对形同陌路的人了。“……说不清为了什么，也辨不清边缘在哪里，一切都像风吹过，了无痕迹，自然而然。”爱情被一节车厢轻易改变了，作家冷峻的笔触戳破了爱情眩目的外表，将虚伪与虚无坦露无余，令人震怵与伤感。
　　《有病》写的是一个患艾滋病的“三陪女”及其男友的故事，他们所遭遇的难堪更触目惊心，他们被泛滥的欲望折磨得面目全非，一个病死，一个出走，生存的险恶和人性的缺陷暴露无遗。
　　《玫瑰开在我父亲怀里》流露的温情则多一些：生活在贫瘠山村中的“我父亲”识字寥寥，却热衷于写小说、作曲、造飞机，并在情人节那天将家中仅有的救命钱拿去买玫瑰花，送给“我母亲”，导致“我母亲”一气之下喝下农药自杀。“我父亲”是非常诗意的农民，他那种种超越平庸的惊人之举都带有唐吉诃德式的虚妄色彩，而那种水中月般无根的浪漫温情，却令人绝望。
　　北北在散文里的优势被有效地移植到小说中，她一如既往地以平民意识机敏地关注社会，“别有用心”地打量各种生活的皱褶，并冷静地触摸它。于是我们能通过她的笔触真切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冷暖清浊，感受到生活的艰辛隽永。在取材上，这些小说与当下生活紧密相连，在价值取向上，又与契诃夫式的批判精神相接。那些单纯的情节、干净有力的叙述、可怜可笑复有趣的各色小人物，还有无处不在的环境压力，都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小说氛围。
　　我吃惊于北北这样一个丽人，竟有那么多苍凉的感触，对居于生活下层的各色小人物也有着那么一针见血的观察力和传神的表现力。她没有对苦难视而不见，因为有良知、有追求，所以她的小说是有力量。
　　据说小时候她像男孩子一样好动，在学校里几乎参加过所有的运动队，练过体操、田径、篮球。参加运动队却并不刻苦，而仅仅只是为了有时间玩和有机会玩。好在她那时确实精力过剩，竟把看小说也当成“玩”的一部分：上课时把小说藏在抽屉里看，晚上则躲在被窝打着手电筒看。有一天玩疯了，把书包也丢在操场上，别人捡了一看，里头竟一本课本都没有，除了小说还是小说。尽管那时还流行“读书无用论”，学生都无心上课，但这么“违法乱纪”的分子还是少数，所以，虽然书包上没写名字，捡书包的同学还是猜出失主，立即把书包送回到她家。那时北北对小说的阅读肯定还是圄囵吞枣式的，但毫无疑问，正是从那时起，文学在她心里发芽了。
　　从九十年代初期起，北北供职于一家政治性刊物，当编辑做记者，工作的内容与她的性格爱好似乎差异很大，许多人都有种“不是一回事”之感，但她却做得津津有味。2000年她被评为“福建省新闻双十佳”，这是对她作为一名记者的肯定。不过，她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给她带来的益处远胜于她对这个工作所做的奉献。
　　从小就跟随当老师的母亲生活在校园里，没有下过乡插过队，北北走过的路基本上是平坦的，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未必是好事，而记者这个职业正好弥补了她阅历上的不足。她采访建设中的长乐国际机场，催生了短篇小说《李四》，采访救助贫困大学生的某县委领导，催生了中篇小说《道口事件》。而在多年来的采访、写通讯报道的过程中，她还接触了解了形形色色的各类人，这拓展了的视野，成了她创作的无形资产。正如她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我一直感激这几年的记者生涯。太静态的生活容易使人麻木，而记者这个职业却逼人跑向各个行业，跑向各类人的心灵深处，世界因此扩大了”。
　　一位朋友提到北北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也能出美女。我觉得这话有趣，所以记住了。
　　现在市场上不断冒出一些所谓“美女作家”，曾有人也想把这个“桂冠”戴到北北头上，却被她严拒了。她调侃道：我老了，不敢当。事实上北北敬重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家，她认为“有精神信仰，有社会不责任感，才不枉被称为作家”。
　　文如其人，就像善于把作品语言组合得鲜活生动一样，北北也善于把生活语言说得形象有趣。跟她交往，就像阅读她作品，不累。她为人本色，直爽干脆，好恶都袒露无疑，很少有闪烁其词的时候。
　　北北的创作势头是强劲的，今天三月《福建文学》“闽海小说界”又推出她的中篇小说《美乳分子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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