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北北近作的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这位女作家与她当年写《北北话廊》那批散文的时候相比，境界之悬殊，已经当得上一句老话——“非复吴下阿蒙”了。这并不是说当年出道之初的北北起点就低。遥想上世纪90年代初，北北曾像一个不倦地用瓦片玩打水漂游戏的孩子那样，飞快地将她的一篇篇散文随笔投掠到报刊的水面上，激起阵阵漪涟。尽管高频率地、出手很快地写作，北北的散文并不因此而日见肤浅。相反，她很快就将自己与那些文章总也不曾长大或“见老”的“小女子散文”作家区隔开来。在她的散文里，轻灵的语言、机智的文思，常常与对世态人心的犀利观察及细致深远的社会关怀浑然一体地融合着。而且北北的文字意指功能极为活跃，每每带着她个人独有的语言“机锋”－－某种特殊的幽默或调侃意味。有时候，在看似很“邪气”的标题与言词之下，她又做着很“正气”的文章，如果评论者和审读员单凭字面去判断它们，便难免疏懒或粗心之讥。语言风韵的独特性，尤其是裹藏在语言织体后面的作者自我感受的独特性，使北北的散文显出了智性与情感的力度。
　　正当人们看好北北蒔弄的那一畦散文园地之际，她却突然一转身写起小说来。大致从1997年起，北北的文学身份逐渐向小说家位移，并且对青年女作家中常见的某种视野与选材规范实施了“越界行动”。她小说中的叙述主体、叙述视点不断变换，既超越了性别、年龄等自然属性，也超越了职业、身份等社会层级，这使她的作品脱略了所谓“女性叙事”的局促与狭隘，关注的视野开阔，作品的器宇宏大，对隐藏在纷繁人生百象后的人性奥秘，也有深入的体察与揭示。未来的福建文学研究者面对这一时期的北北创作也许会奇怪：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北北，年龄既不老到，长相也不豪放，为什么笔下竟能有如此老竦姿肆的文风？
　　近一两年，北北的小说似乎又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品格，去年接连在《十月》、《大家》、《人民文学》等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无论在技巧还是思想深度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发表在《中国作家》第九期上的长篇小说《蔷薇前面》，更显出了另一种风情。它似乎脱略了北北原先的许多作品常有的话语“机锋”，显得平和、淡定、明净、简洁，叙事更显功力，对故事的编织和对语言的差遣，也更为纯熟而自如。但是，最为值得我们注意的，却是作者在叙事中显出的对人生世态的宁静审视和那种在含蓄蕴藉的语流中汩汩淌出的人生体味。尽管这篇小说的个性色彩依然鲜活，但北北似乎又在平素的写作风度中增添了某种由经验与历练带来的从容与沉稳。她的立意，以及作品中所要着意刻画的两个主要人物形象——女知青吕佳薇和“我叔叔”，都在一种引而不发的形态中，延亘并生息于字里行间，其性格与心灵潜藏在缜密的情景设置中，如同盐潜于水，让我们可以感知，却无从捕捞。读罢这篇小说，一种评论者的直觉在我心中隐然浮起：不管是有心，抑或无意，北北都有可能处于对自己写作风格的一次新的“越界行动”中，她在再一次拓宽笔底的疆域版图。
　　看上去北北有点像那些喜欢冒险的登山者，一次次舍弃自己已经建立的大本营，又一次次向不可知的前方走去。于是，她笔下的文字也越来越像百变金刚，难以廛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北的新作，每每会让我们有评论家孙绍振先生在评论她时所说的那种“找不到北”的陌生感或新鲜感。有这种不安分的天性，任何别的什么地方都不会像文学那样适合北北安身立命。北北的进步与后劲，在我们关注福建作家群时，是一个难以忽略的存在。而中篇小说《王小二同学的爱情》（入选《2002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等小说年选）、《寻找妻子古菜花》（入选2003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等一批新作的出现，又一次无声地提示人们，北北仍然在不懈地延绵着活跃的心态与勤勉的写作，这使我们对于她的创作，在测不准的迷惑中又保持着某种可以确定的、晴朗的期待。（2003年2月）

谭华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