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岁末，在北京几家书店掏书，北北的小说集《我的生活无可奉告》赫然入目。传媒繁荣的年代，造成文化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传媒源头位置的蝴蝶（作者）一扇翅膀就会引发一场飓风；而传媒“下游”的鲤鱼再扑腾也大多只能望龙门而兴叹－－福建作者在北京书市上露脸的机率太少了，应该为北北贺，更何况这本书引起文化新闻类报刊的关注与评介。全国（除福建省外）的读者从而认识了一个小说家北北。括号中那个省份的读者绝大多数只知道散文家北北，这实在是一憾事。
　　上个世纪的始末，中国女性对自己身体各有一次时尚举措，前一次是放脚，不裹脚了；后一次是隆胸，诸如“做女人挺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广告宣言袭踞全国城乡要津。这两次时尚行为，之于国民的精神走向而言，都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符号的意义。
　　读北北新作《美乳分子马丽》，除故事好玩、福州民间趣味浓厚外，让人注意的就是“美乳”的象征与符号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奋点，只要自己乐意，又不损害别人，只管做就是了。比如马丽，马丽愿意倒腾自己的乳房，也不关别人的事。”在几百年小脚岁月里，“三寸金莲”是男性的“兴奋点”和“倒腾”（把玩）对象；五十年代以后一段日子里，女性的所有性征都抹灭了，没有“兴奋点”当然也就没得“倒腾”，那时的文艺与生活中的女性典型形象都是无性人，把女性体形称作“搓衣板”是相当恶劣但不失机智的发明。有了前二个历史性过程，马丽的“兴奋点”才特别兴奋。
　　贫穷是精神的此岸。怎么到达彼岸，彼岸的“目标”是什么？出生在福州台江棚屋区的马丽将目标简单化、具象化为大乳。（设立一个宏大目标并将它简化为一个具象物的做法，我们见过太多了。）为了这个（用化学填充物构成的虚假的）目标，马丽付出了很多代价，经过了很多艰辛。刚刚领略到成功的喜悦，“做完人流后，马丽发现自己乳房又扁下去了”。为补救惨局，马丽穿着两百三十块钱的是德国生产的黛安芬牌子胸罩。马丽说：“可惜没钱，有钱我一定再去隆一次。”
　　我们太需要富裕了。我们在还不富裕之前，我们在认定不能真正得到富裕之时，太需要一个象征物来表示对富裕的追求和部分实现。胸前别两三支钢笔，晚上有一支手电筒照明（孙犁：《铁木前传》），脚上趿一双人字塑料拖鞋，骑一辆带汽车闸的凤凰自行车，戴“蛤蟆镜”提“三用机”，拿一个砖头重“大哥大”，再有就是进口胸罩“挺好”－－这些时髦的过程，都有小说描写过。将这些小说顺读下来，我们就能体验到平民们非常卑琐的心态，也非常值得同情与怜悯的生态。这种心态从广义上说，绝非仅仅是市民所有。
　　
　　不是说北北的小说如何之“微言大义”，只是觉得在卑微的市民生活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心路历程。在《我的生活无可奉告》一书中的小说，都隐含着这种意指。市民阶层生活的表面形态堪悲，甚至可以说是丑态百出。但其间又富有喜剧性的色彩，喜剧意味的“美”。卑琐的丑态与其中包含着的“亮色”，这种情绪、判断的对比非常细致与微妙地表现在北北的小说中。《我的生活无可奉告》这一篇小说的结束句是：“我的生活其实不错，不过有记者再来采访时，对不起，我还是无可奉告。”很难描摹、很难用言语概括、“奉告”的生活形态，这是北北小说形象塑造的着力点与最成功之处。这些生活场面，不仅仅是概括市民、贫民阶层的精神形态，可以说浓缩了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国人的共同特点。追求与骚动不安，方向不甚明确决心却特别大，正剧、喜剧、悲剧与闹剧全都搅在一起上演。如《变坏》、《玫瑰开在我父亲怀里》等，故事与形象有很大的外延张力，在社会的不同群落都可以看到类似顺子、傻二式的人物，就我们熟悉的文化圈来说，也不乏所见。文化人的心态都有点像《美乳分子马丽》中的“我”，向往着非常美好的精神目标，不断向美好的对象献殷勤，只是“马莉”总太愿垂青于他们。时尚文化对文化人的态度跟“马莉”对待“我”差不多。时尚文化的流俗也很浅薄，但“我”（文化人）又不情愿跟“陈小琴”（传统文化格局）过一辈子。文化人时作愤世疾俗之感言：要甘于寂寞，要清心寡欲！却大多挡不住时尚“美乳”的袭扰，这样，就只得经常给“马莉”做义务的苦力。
　　北北作品中的象征性是很值得品味的。也许作者并没有这样的预设，但形象描写的具体与生动，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联想空间，这就是文学概论“老话”所说的：形象大于思想。

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