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熟悉的北北是写散文的。
　　从前读者经常在报刊上读到她很优美、还很机智的散文，很可能就将北北归入写散文的年轻女作家的集体中。这个集体曾被谑称为“小女子”。过了这么些年，小女子们“十八变”了，不变也不行，上有老，下有小，坚持不懈地拿捏着一副纯情娇嫩的姿态，实在已经叫人很不堪目睹了。对生活、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可以天真纯情浪漫。如果那种天真纯情是真的，是与作者鲜嫩的生命过程、艺术感觉一致的，那当然是可贵的。关键是怎样走过那个阶段。一些年轻作者很青春很浪漫，却始终长不大，不能走出那个年龄段的感觉，这就令人担心了。
　　我正在比较乐观地看着北北的散文成熟起来时，忽然又见到她的小说，一下子还真认不出她的手笔来了。老练、老到、还有点老辣－－“三老”指的是文字，她言说的态度特别鲜活，理解和表现生活的态度又特别有青春气息，就像近期一些最有活力的新生代一样。使人十分意外的是：她怎么有那么多想了解的秘密和想暴露的秘密？她怎么有那么多曲里拐弯的心眼？她怎么还有点残酷（笔下不留情）？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北的不简单；她单纯的外表下面，有着许多把文学当作生命的人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我仿佛有些认不得这个小女子了。
北北好像也认不得自己。这个“自己”指的是小说中经常以“我”出现的各色人等，也指作品中非第一人称的叙述主体。她的小说中，“我”不断地变换身份出现，有时是侦探，有时是记者，有时还是别的什么。侦探与记者两种身份最有权利去窥探他人的隐秘。“窥探”的一个同义词叫“采访”。窥探是不显露自我身份的采访，采访又经常是隐瞒某种目的的窥探。在北北的小说中，窥探与采访的结果都有颤栗性的发现――发现原先完全不了解的、非常出乎意外的对方的真相。这样的小说构思技巧是值得赞许的；而隐藏在叙事构思背后探索人生、探索人性隐秘的欲求，是更值得欣赏的。
北北的小说乐于将熟悉的人“陌生化”。在“我”不当侦探也不当记者的时候，连自己的父亲也陌生得认不出。《瑰玫开在我父亲的怀里》，“我父亲”叫傻二。傻二做出很浪漫、很见功力的举动，所以玫瑰花瓣“东一片西一片地泊在我父亲的身上”。这个意境有点像美国电影《美国美人》。那部电影是揭开美（玫瑰）的表象，露出人性可悲的一面；北北的小说是在丑（傻二）中见美。如果中国有个好莱坞式的机构，说不定可以据此拍出一部《中国玫瑰》。
年轻的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未来的，他们的本钱在第一批作品中就耗完了；而北北属于第二类作家，她是有未来的，她的才能还没有完全展示，她的本钱还会生出利息来。
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多重性，每个人的语言也都有多样性。周作人有过一种极端的说法，称他自己的性格是绅士加流氓。在不同的语境中，应该有不同的话语。开会时用一种语言，酒桌上用另一种语言，跟同行讨论学术问题用一种语言，回家说买菜做饭又是另一种语言。写文章也应该而且必须会几种话语。五四时期，很多作家都能轮换使用不同的文体。后来有一段时间，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写诗的，写评论的，分工非常明确，而且分了工之后，只会一种语言格式，就像小工匠一样，一辈子就会干一件活。而现在传播媒体多了，每个作者都有多方面施展身手的机会。北北写散文，写小说，除此以外，她还有一些玩得很溜的“文字活儿”。纯情的，写在散文里，不纯情的，写在小说里；应命而作的，是一套文字；高兴写着开心好玩的，又是另一套文字。这样，她就能让自己的多重心情和性灵各得其所。
事实上北北的小说写出的只是她性格的一个侧面，而且很可能是很次要的一个侧面。初次接触她的小说，千万不可上当，不要误以为她就是小说中的那些“我”。丑小鸭的妈妈不是唐老鸭，鸡窝里也可能飞出金凤凰。追求血统上的必然性是不明智的。生活之中的北北距离“现代”较远，距离“后现代”更远。
一时想不出题目，就叫《找不着北》吧。这题目跟这本集子没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读者摸不着头脑也好，他们胡思乱想地瞎猜一气也是很有趣的。（2000年9月6日 ）

孙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