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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与海洋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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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明王朝。面对当时国内的形势，明太祖把防御重心放到北方，派兵攻打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南方，采取与海外诸国和平共处，营造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防御倭寇的侵扰，确保建立不久的明朝政权。
明太祖的海禁政策，虽然起到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加强海防的作用，但是却把本国的海外贸易切断了，故朱元璋采用“朝贡贸易”作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形式，到了明成祖时代，在海禁与朝贡贸易相结合的政策基础上，派使者遍赐海外诸国，招徕他们来华朝贡，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使朝贡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
一、郑和下西洋的动因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有的说是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郑和等人寻找其踪迹；有的说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些说法都难令人信服。综观郑和七下西洋，统领将士27000多人，船只近百艘，历程数万里，往返近30年，如果只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即使是找到了建文帝，30年后亦垂暮老矣，根本不会对明成祖的政权构成威胁。如果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统领舟师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样足以显示中国的富强，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显耀”达七次之多呢？看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我们不妨看看明成祖继位时的国内形势。 持续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使天下百姓疲于兵旅，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而明成祖又急于封赏靖难功臣，增设武卫百司巩固新生政权。不久又发兵80万攻打安南、大兴土木迁都北京等等，财政耗费极其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损，明成祖除了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以及派人到全国各地开采银矿外，就是继承明太祖的遗训，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朝贡，以求输入大量的海外物品。这些海外物品在当时的赢利是非常可观的。以苏木、胡椒来说，明政府给贡使的定价每斤苏木钞1贯、每斤胡椒钞2贯，而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俸禄是苏木每斤达到50贯、胡椒每斤100贯，一进一出，赢利达50倍之巨。故明成祖才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徕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甚至于不惜耗巨资，派遣郑和下西洋，携带敕书及精致手工业品，遍赐海外诸国，这才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间之紧迫，几乎是首尾相衔，中间没有多少间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于营利，力求弥补财政上重大亏损的迫切心情。而郑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时，海外诸国总是遣使随船朝贡，进行交易的宝物、香料数以千万计。如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朝贡的有苏门答刺、古里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时，有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苏门答刺、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明成祖在接待贡使时指出：“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值。”意思是说，土物由官府给价收购。可见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耀兵异域”，而是有浓厚的经济目的。明成祖这种“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且使百姓从转贩土物中得以营生，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办法。
各国贡使大量载运进来的香料，对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1000贯折银1000两、折金250两。不久之后开始贬值，永乐时代，每钞1000贯仅值银12两、值金2.5两；至弘治时，每钞 3000贯只相当于银4两多，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避免滥印宝钞造成通货膨胀，明朝政府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俸禄，而以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禄，均以胡椒和苏木折支，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正统元年（1436），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现象到成化七年（1471），因库存胡椒、苏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明朝政府经常提出“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一类的话，故人们普遍认为，朝贡贸易是种蚀本生意，是“政治重于经济”，是“出的多，进的少，根本不计价值”。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朝贡贸易几乎与明朝的统治相始终。假如从政治上考虑不计价值，怎么有可能维持长达200多年呢？！当时海外使者带来的贡物有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三种。进贡方物的数量与进贡物品总数比较只占极小一部分，即“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至于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的情况大不一样，它们在进贡物品中占绝大多数，据《明鉴》记载，往往超过进贡方物的数十倍。明朝政府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附进物是采取官府收购的办法，从中还征收50%的货物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可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国家朝贡的次数越多，朝贡使者带进来的货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则可从中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因此，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明王朝。面对当时国内的形势，明太祖把防御重心放到北方，派兵攻打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南方，采取与海外诸国和平共处，营造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防御倭寇的侵扰，确保建立不久的明朝政权。
明太祖的海禁政策，虽然起到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加强海防的作用，但是却把本国的海外贸易切断了，故朱元璋采用“朝贡贸易”作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形式，到了明成祖时代，在海禁与朝贡贸易相结合的政策基础上，派使者遍赐海外诸国，招徕他们来华朝贡，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使朝贡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
一、郑和下西洋的动因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有的说是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郑和等人寻找其踪迹；有的说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些说法都难令人信服。综观郑和七下西洋，统领将士27000多人，船只近百艘，历程数万里，往返近30年，如果只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即使是找到了建文帝，30年后亦垂暮老矣，根本不会对明成祖的政权构成威胁。如果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统领舟师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样足以显示中国的富强，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显耀”达七次之多呢？看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我们不妨看看明成祖继位时的国内形势。 持续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使天下百姓疲于兵旅，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而明成祖又急于封赏靖难功臣，增设武卫百司巩固新生政权。不久又发兵80万攻打安南、大兴土木迁都北京等等，财政耗费极其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损，明成祖除了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以及派人到全国各地开采银矿外，就是继承明太祖的遗训，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朝贡，以求输入大量的海外物品。这些海外物品在当时的赢利是非常可观的。以苏木、胡椒来说，明政府给贡使的定价每斤苏木钞1贯、每斤胡椒钞2贯，而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俸禄是苏木每斤达到50贯、胡椒每斤100贯，一进一出，赢利达50倍之巨。故明成祖才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徕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甚至于不惜耗巨资，派遣郑和下西洋，携带敕书及精致手工业品，遍赐海外诸国，这才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间之紧迫，几乎是首尾相衔，中间没有多少间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于营利，力求弥补财政上重大亏损的迫切心情。而郑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时，海外诸国总是遣使随船朝贡，进行交易的宝物、香料数以千万计。如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朝贡的有苏门答刺、古里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时，有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苏门答刺、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明成祖在接待贡使时指出：“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值。”意思是说，土物由官府给价收购。可见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耀兵异域”，而是有浓厚的经济目的。明成祖这种“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且使百姓从转贩土物中得以营生，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办法。
各国贡使大量载运进来的香料，对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1000贯折银1000两、折金250两。不久之后开始贬值，永乐时代，每钞1000贯仅值银12两、值金2.5两；至弘治时，每钞 3000贯只相当于银4两多，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避免滥印宝钞造成通货膨胀，明朝政府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俸禄，而以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禄，均以胡椒和苏木折支，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正统元年（1436），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现象到成化七年（1471），因库存胡椒、苏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明朝政府经常提出“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一类的话，故人们普遍认为，朝贡贸易是种蚀本生意，是“政治重于经济”，是“出的多，进的少，根本不计价值”。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朝贡贸易几乎与明朝的统治相始终。假如从政治上考虑不计价值，怎么有可能维持长达200多年呢？！当时海外使者带来的贡物有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三种。进贡方物的数量与进贡物品总数比较只占极小一部分，即“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至于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的情况大不一样，它们在进贡物品中占绝大多数，据《明鉴》记载，往往超过进贡方物的数十倍。明朝政府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附进物是采取官府收购的办法，从中还征收50%的货物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可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国家朝贡的次数越多，朝贡使者带进来的货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则可从中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因此，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
郑和船队虽然前后航行达28年之久，遍历亚、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统领官兵之多和船只数量之大，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船队。但是，他们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块殖民地，没有对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声称拥有主权，甚至夸耀是自己的伟大“发现”。尽管当时明朝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国力，但是郑和船队并没有因此而凌辱小国，霸占别国的土地。这说明，中国人没有掠夺其他民族土地，或者把其他国家的土地开拓为殖民地的习惯。养成这种习惯的原因，一是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海外的市场和原材料。二是儒家学说教导中国人要以“王道”服人，而不是以“霸道”占领。这种文化与其他游牧部落或重商民族的文化，形成明显对比，游牧部落为寻找新的绿洲，往往靠武力掠夺其他民族的土地维持生存。在资源缺乏的一些岛国，如英国和日本的发展历程，就是靠武力狂热寻求殖民解决资源危机问题的。中国从无滥用其国力对其他民族进行过扩张的记录。美国学者詹姆斯·赫西昂（James C. Hsiung）谈到上述情况时，赞叹地说：“由于缺乏一种更好的词汇，我只能称之为真善美。”
正因为郑和船队是和平之师、友好使者，故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传统友谊。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有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8次来华进行访问。他们之中，有的因病不幸去世，将“体魄托葬中华”，作为世代友好的象征。如永乐六年（1408），渤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王妃、子女、弟妹、亲戚、陪臣一行150余人来华朝贡，不幸因病去世，葬于南京安德门外；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与西王、峒王率领家属、随从及头目共340余人来华朝贡，返国途中，东王病逝，葬于山东德州；永乐十八年（1420）古麻刺朗（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其妻、子、陪臣来华朝贡，归国途中，因病在福州去世，葬于闽县。这些坟墓，至今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他们尊称郑和为“三宝”。在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港，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等等。郑和作为一位和平使者，确实为发展中外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
明初出现的郑和下西洋壮举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首先，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明初中国的水师力量比较强大。李约瑟先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明初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还有14000多公里的海岛岸线和7000多个海岛。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往来，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与实践中产生了海洋文化，而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海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基本形态，它是以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地理特征与政策取向作为参照物来划分的一种文化形态，凡是拥有海洋的地区，凡是拥有海岸的民族，在其文化中就或多或少会带有海洋文化的成份。我国位于太平洋地区，走向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已很悠久。两千多年前，当汉武帝从张骞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蜀布、邛竹杖，获悉有海路可通印度时，则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岸航行，经中南半岛到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唐代，自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中亚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对外贸易重心遂转向海外。从广州一直通向波斯、阿拉伯各地。南宋时，由于偏安于半壁江山，加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的军费开支需来自于海外贸易的税入，南宋政府特别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贸易商出海贸易。元代又有进一步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都盛赞当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历经几个朝代开辟的海上交通，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中国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农业文化，西方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我国东南沿海如福建沿海一带，因山多田少，人们素以海外贸易为生，产生了一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文化，即使在明朝厉行海禁期间，不少福建人仍为谋求厚利而敢冒杀头之险，出海从事走私贸易。如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两年多里，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万历四十年（1621）明朝兵部的估计，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福建海商已达数万人之多。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置生死于不顾的海洋文化习俗，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让步措施，于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于是，数以百计的商船涌向海外。当时在东亚海域，存在着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国商人以其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立于不败之地。使西班牙经营的大帆船贸易离不开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否则它们将无货可载。为此，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经常把载运中国货物的大帆船称为“中国船”（the nao de China）；在南美，他们还把转运中国货物的主要道路命名为“中国路”。中国商人成功竞争的结果，使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中这样评价道：“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这些事实说明，16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不仅产生了海洋文化，而且已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海洋文化可以与西方的海洋文化相提并论，属于一种开放性的商业文化。
中国海洋文化为什么会走向衰落呢？有人将之归咎于清初实行的海禁，以致于形成一种封闭性的农业文化。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清初实行海禁，是为了切断郑成功反清势力与大陆的联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消灭郑氏反清势力统一台湾后，第二年则宣布开海贸易。于是，中国商船大量地涌向海外，“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真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而清政府为了鼓励海外贸易也经常采取一些奖励措施，如为了解决铜材缺乏问题，鼓励中国商人到日本贩铜，中国商人在东南亚海域非常活跃，保持着相当大的竞争力，中国海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在发展。
中国海洋文化真正走向衰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航运业的冲击，特别是19世纪50－60年代轮船的推广使用，使中国传统的帆船渐渐遭淘汰，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帆船已几乎在海外贸易中绝迹。而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很少在海洋方面有所发展，错失了不少良机。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洋文化才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中国领导人开始对海洋投入了关注，认识到海洋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江泽民1995年10月视察海军部队上时讲：“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江泽民的讲话对于发展中国的海洋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观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一般都是先沿海、后内地。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当前，我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广州、高雄等，都是依靠其特有的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优势，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要想振兴中华民族，繁荣中华文化，就必须在全民族中树立起海洋国土的概念，发展海洋文化。我们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目的就是要弘扬郑和船队面向海洋，走向世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通过这些活动来提高国人的海洋意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海洋文化，为把中国建设成真正的海洋强国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作者：厦门大学 李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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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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