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初，针对全国各地许多学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的非常情况，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仓促召开。陈伯达在会上发言指责“工作组做了坏事”。康生、江青等人乘机攻击刘少奇。在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是谢富治。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反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把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把广大干部对运动的不满和抵触，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10月24日，在第五组小组会上，谢富治发言诬蔑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所主持的怀仁堂汇报会议是极不正常的。集中的表现是武断专行。他们既不按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批示原则办事，决定重大问题又不请示主席。他们完全不听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的话……

这次会议后，全国很快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11月15日，公安部机关召开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工作组被批判犯了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1966年12月8日，谢富治给林彪写报告提出，“很有必要对王光美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进行”。谢富治的目的，不在王光美本人，而是要陷害刘少奇。十天之后，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小组”。

1967年5月18日，谢富治在明确“王光美专案组”的任务时说：“名为王光美专案组，重点是搞刘少奇的政治历史问题。”同年9月5日，谢富治更明确地对专案组人员说：“搞王光美就是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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