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８日，北京市发生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简称“非委会”），同年１１月２０日在天津破案。作案人、传单原稿和作案工具等全部查获。而陈伯达、谢富治硬说这个案件有后台，一再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当时主管中央专案三办的赵登程，把追查、逼供的范围扩大到被审查的“五一六”对象。他们对“五一六”审查对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大搞逼供信。结果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这个党的“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常委”有：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刘长胜、刘宁一等；“委员”有：王震、伍修权、肖华、余立金、王炳南、刘晓等。并诬陷：除了这个“伪中央”以外，同时决定成立一个指挥全国统一行动的委员会，名字叫“中央（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这个“叛国集团的活动，到１１月份是个高峰，准备好了一个篡党夺权的班子，准备里应外合”，“主要是准备武装叛乱”。对这个被逼供出来的假案，连有的审讯人员都认为荒唐离奇。谢富治却说：“周（慈敖）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并指示赵登程等人继续加紧逼供。

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３日，周慈敖在逼供下，又诬供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同志签署了一封给蒋介石、蒋经国的电报，胡说电文内容是要求与蒋“联合起来，‘挽救’中华民族命运，希望他们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１９６９年４月，党的九大召开，被诬陷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当选为九届中委，但是谢富治等制造“伪党”假案的诬陷活动仍在继续进行。５月２４日，为了获得所谓“物证”，谢富治批准对经委干部陈大伦的保姆和保姆的儿子、女婿等人办“学习班”，逼迫他们交代所谓陈大伦转移的“伪党”材料。陈的保姆于当年１１月７日被逼自杀身亡。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由于“九大”以后的形势所迫，加上迫逼所谓“证据”材料的学习班逼死人命，又制造不出证据来，才不得不把制造“伪党”假案的活动停了下来。

（摘自《百年潮》赵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