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为中国革命做过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地方和中央高官，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此人思想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许多坏事。他虽然早在“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的1972年死去，但死后仍然没有逃脱历史的审判。
　　从地方到中央
　　由于谢富治在历史上有战功，建国后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担任军职（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9年，中央决定调谢富治到中央来工作。当年，他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笔者注）司令员兼政委。此后，谢富治从云南到了北京，主政公安部。
　　60年代初期，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谢富治在公安部也狠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公安工作变为以抓阶级斗争为主，忽略了非阶级斗争方面的社会治安问题，同时，又把什么事情都往阶级斗争上拉，搞得牵强附会,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
　　但这些还是属于指导思想不正确，工作方针不对路等方面的问题，与路线问题和个人品质无关。而且，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1965年，谢富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长。
　　炮制“公安六条”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谢富治在公安部，是积极支持造反派造反的，因此，当时人们私下流传这样一句话：“真新鲜，公安部长带头造公安部的反。”
　　谢富治积极拥护“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在1966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达到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谢富治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炮制了“公安六条”。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组织、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的行动，也越出了轨道，打、砸、抢在全国盛行，许多干部被抄家、揪斗，许多文物古迹被砸。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这种行动，激起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同造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许多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干部和群众，也给中央写信，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许多干部和群众还贴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这些，对于积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谢富治看来，是“反动”的，他把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放在第一位，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行动不论多么过火，他都认为是合理的，是革命行动，都要支持，而对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就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他认为，公安部门的工作中心，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基于这一想法，1966年12月，他与一些人合谋，要制定一个“公安六条”。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地“研究”、写作，终于拿出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核心，就是公安机关不准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
　　“公安六条”炮制出来后，由谢富治报毛泽东、林彪，要求通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同意了谢富治的意见。“公安六条”的贯彻执行，使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对于打砸抢的行为，已经没有人敢制止了。另一方面，也镇压了一大批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
　　在“七二0事件”中推波助澜
　　1967年1月10日，在江青的授意下，关锋等人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就在全国刮了起来。由“揪军内一小撮”而引起的矛盾，集中在武汉反映出来。
　　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谢富治伙同王力支持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顿时使这里乱成一锅粥，直接威胁到当时正住在武汉东湖毛泽东的安危。后来，周恩来亲赴武汉调度，才使形势缓解。
　　王力被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抓走，江青等人以此大做文章。他们宣传说，这是搞兵变，是陈再道等人支持的兵变。他们还进一步攻击说：武汉军区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典型，军内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七二0事件”为导火线，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多亏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采取措施，把王力抓了起来，才平息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谢富治本来是在“七二0事件”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的，但他很机灵，转向转得快，他见毛泽东反对乱军，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掉过头来批起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王力来了。这样，毛泽东本来就对谢富治很信任，加上谢富治转变得快，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积极参与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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