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造奇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投靠了林彪、江青一伙，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１９６９年４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大冤案，其中包括刘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等。身为公安部部长和刘少奇专案组负责人的谢富治都曾积极插手过这些案子，负有直接责任。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４日，北京发生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据看过传单的人回忆，传单上说：自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６０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传单点了中央文革和林彪的名，说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林彪掌握枪杆子，助纣为虐。
　　１１月２０日，此案在天津被侦破，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没有其他人参加。公安部门的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但陈伯达、谢富治却给办案人员划框框、定调子，要求追查后台，并授意专案人员要把这个案子与中央领导人联系起来。
　　１９６８年４月８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了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谢富治布置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安子文……”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个人的名字。
　　几天之后，身为副军长的赵登程拿出了一个《在京作战的方案》，抓住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逼她交代后台。周慈敖在刑讯逼供之下，胡乱编造出朱德等几十个中央和地方领导。专案组又追问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周慈敖不知道如何回答，胡乱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谢富治看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他说：“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要是准的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
　　经过上下一致的“创作”，周慈敖于５月３０日被迫写出了一份旷古未闻的《关于伪党中央产生过程的补充交代材料》。这样一个离奇的、蓄意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假案，从开始制造到最后收场，都是谢富治直接指挥的。
 助纣为虐害忠良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因派工作组问题，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谢富治在会上带头诽谤邓小平，因而得到江青的赏识。后来，江青曾多次鼓励他再出来讲话。
　　在同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百般罗织罪名，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谢富治跟在他们后面，调子唱得特别高。他诋毁刘少奇“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他还诬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提出要“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谢富治除了在会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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